溜达在那里的几个保安队哨兵其中一个见魏春则朝他走去，就像见到了一位凶神，本来就战战兢兢的哨兵先沉不住气了，畏畏缩缩地朝后退却，不料脚后被石头绊了一下，来了个倒栽葱，另几个沉着气的哨兵见状还以为他们被发现了，就从腰间拔出枪来朝魏春则瞄准。“叭！”的一枪。
顿时，本来死寂的空气凝结了。
魏春则见一颗子弹朝他飞来，低头躲过，在一边还在愣神的郝石好这时也回过神来，从身上掏出枪朝对方开了火。
凝结的空气在爆炸，就像暴风雨夹裹着狂风，呼啸而来。
早已埋伏在卫家庄青纱帐里的长治伪保安营和荫城日伪军，听到枪声，从四面八方包抄过来，分散在路边巡逻（溜达）的哨兵和东柏林赶会的伪装人员都举着枪纷纷朝枪响的方向涌来。
集中待命的民兵听到枪声首先想到的是在后山口副村长郝水法家研究临时紧急方案的领导同志。对于突然变化的情况，谁也无法决定当时该如何行动。
村长魏青林和政治主任魏先法要求侯中南、苏召兄他们迅速从后山撤离，并再三嘱咐苏召兄他们：“领导的安全就交给你们了”。然后自己带着民兵离开了这里朝村外跑去。
霎那间，整个卫家庄被二百多日伪团团围住，机枪、迫击炮、掷弹筒、手榴弹的声音震的山摇地动……
苏召兄他们簇拥着侯中南从卫家庄后山撤退到了魏家岭、后河村。看到卫家庄的方向还是枪声不断，火光冲天。知道那里的同志正在经受着战争的考验，他们用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保护临近各村党员干部同志们的生命安全，但愿他们都能闯过这一关。
苏召兄这时早已取消了回家的计划，她得保护区委书记侯中南安全到达区上。
“现在我们去哪里？”苏召兄道。
“百尺。”侯中南道：“张主席还在那里，看来今天的行动敌人是有计划有目得的，听那舌头说另一队敌人到了百尺，这一定是冲着张主席去的，我们不能一走了之。”
从荫城出来的三百多日伪和长治伪保安队就是冲着张树芝和卫家兵去的，他们派出的特务早已锁定了张树芝的行踪并由百尺村特务王保则做内线，跟踪到张树芝住着的牛发松家附近，一直等到一百多日伪包围了百尺村，将张树芝和随他一块来的卫家庄村财粮员魏元松等七个民兵抓捕，连夜在百尺审讯。
在审讯中，张树芝大骂鬼子汉奸，敌人见审不出什么线索来，便在天明带到荫城。
走到五集河，张树芝领着魏元松和百尺村牛辛保等七个民兵共同高喊：“拥护共产党”、“坚决抗战斗底！”、“打到日本鬼子！”、“打到特务汉奸！”、“胜利是属于我们的！”等口号。
气急败坏的鬼子下令，当即把张树芝他们残杀在五集河滩。
在卫家庄被敌人包围了的村党员干部和民兵九名同志（村长魏青林、政治主任魏先法、副村长郝水法、农会主席郝和则、武委会主任郝石好、民兵队长魏春则、民兵魏青怀、魏石锁、魏海忠等）和东柏林村的七位民兵同志（郭武秀、焦元海、冯怀根、姬君虎、马兴栓、李德有、马失迷等）为了掩护民兵和群众安全转移撤离光荣牺牲。
在卫家庄、百尺和东韩村分别为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的同志开了追悼会。
在东韩村，侯国英县长亲自为张树芝同志致悼词。
张树芝同志，又名张绍良，壶关县东韩村人，生于1902年，抗战争爆发后，各地掀起了抗日高湖,激起了他的爱国思想，在固村一带带头宣传抗日，保家卫国。
1938年，日寇第一次占领长治和壶关县城后，中国共产党壶关县委负责人戴苏理同志，在固村一带发展党的组织，发动群众抗日救国，张树芝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我壶关农村党组织中的第一批党员。
在革命最艰苦的时刻，他是我党的联络员，我党组织经常在他家的门楼上召开党的秘密会议。他先后担任抗日区干部、壶关县抗日县政府财粮科长、晋冀鲁豫边区第一届临时参议会代表、四区区长、六区联会主席。
张树芝同志参加革命工作后，在1942年、43年的大灾荒中，由于顽固派盘距着县境南部地区，暴政苛税压在人民头上，使这一带人民生活更加困苦，张树芝同志深入敌后为我壶关革命武装征粮宣传革命理论。
顽固派垮台后，张树芝同志被分配到第六区百尺村一带进行工作，在人民生活极其困苦的环境中,组织发动群众进行生产自救 ，克服困难，渡过灾荒,并向地主借粮，救济贫苦农民，同时组织了六区各村抗日民兵武装，经常活动在六区一带打击日寇，使日寇出发扫荡常受阻击，因此敌人视他为眼中钉，引起了对他的注视。
张树芝同志被捕后，没有向敌人低头，高喊:“拥护共产党”、“坚决抗战斗底！“打到日本鬼子”、打到特务汉奸！胜利是我们的！”。表现了他一个共产党员临死不畏，革命到底的坚强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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