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有想过去强行逆天改命，因为必须尊重客观事实，不能异想天开。
史皇帝从上次改革中吸取教训，想着多推行教育以来获取基层支持，不过经过他多次微服出巡走访之后就发现这件事不切实际。
首先普及启蒙教育必须使得知识廉价，知识廉价前提必须是纸张廉价，文字廉价，这些都需要活造纸术，印刷术和工业的飞跃。
最重要的还是要让普通百姓能有时间去学习，如今的普通孩子六七岁就要帮家里干一些轻活，十几岁就是一个成熟的劳力自力更生，只有这样辛勤耕种才能度日哪有时间去学习。
唯一的办法就是技术进步带来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带来生产力提升，解放农业人口。
让他们要么去工厂工作，要么农耕时也有更多空闲时间，然后才能有广泛的教育，当广泛的教育普及之后，普通百姓才会思考觉醒，然后全国范围的改革才可能有基层的土壤，才能彻底成功。
而这些不是一朝一夕能实现的，短则是百年大计，长则是数百年的事情。
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计划由天子推行本身就不现实，不是人人都是他，皇帝不可能革自己的命。
所以事情在很多时候都是一个死结，最大的变革只能由下而上发起，而非由上而下。如果人民不觉醒，怎么努力都是没用的。
史皇帝明白自己能力边界，对这些事也有清楚的逻辑，他明白自己只能在当下的框架，当下的规则中做到更好，也为后人造福。
所以他只能在高层教育，如国子监，讲武堂等，大力推行数学，地理等的教学，并以自身威望不断提高它们的地位。
同时为后人留下许多警醒和发展方向的指导。
在中国的前半程，儒学提倡的以人文道德为本的理念，使其远远领先于世界民族之林，可到后半程，这个理念却成了另一种禁锢，而这种改变是有历史原因的，安史之乱就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
身处历史河流之中，人们并没有上帝视角，他们只能以史为鉴，矫枉过正。安史之乱后的历史很多都是对安史之乱教训矫枉过正的结果。
史皇帝则是更加公正客观的，所以他矫枉了，也努力不使其过正。
不过他也没法预测，这艘巨轮会在他的掌舵之下驶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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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定十八年，水力作坊运用成熟，新式火枪营组建完毕。
如今所有禁军几乎每军之中都能配备两个火枪营，战法也在不断改变，当年西域黑汗残余势力试图夺回故土，被疏勒驻军击败，俘斩一千二百多人。
当年，史皇帝要求大理境内要有秦国驻军，大理国主犹豫再三不敢反抗，准许秦军派十个营入驻大理东北面的一些关隘道口。
当年，工部改进了印刷术和造纸术，等到天子的着重赞赏，并以为天下表率。
当年黎桓建立前黎朝（大体今日越南），史皇帝派出使者要求其归附中原，否则就发兵讨伐。
黎桓不知道是被耽搁还是没收到消息，总之没有入朝朝见。
史皇帝大怒，视为挑衅，准备发兵征讨。
次年以刘清川为大将，率军四万南下讨伐，并从岭南西南给他征发了庞大的后勤补给军团。
同时以水军舰船一百余艘，其中三十艘炮舰，走海路支援陆地作战。
这次进军不同以往的是其中三万人是火枪兵和炮兵，余下才是骑兵和传统步兵。
而史皇帝不是一怒就出兵，也不是气黎恒不来朝贡，而是探查到此时黎朝内部矛盾重重，并不团结才乘机出兵。
刘清川大军收买一些当地的朝廷反对者作为向导，随后大军长驱直入，一路上火器爆发出的恐怖的杀伤能力直接把南方黎朝大军打得完全懵逼，一路打一路败，死伤枕籍。
原本就对黎恒不满的众多势力也纷纷跳起来，“敌攻其外，民攻其内”，使得秦朝大军出兵二十天后就攻占国度升龙（河内）。
之后迅速沿海岸先南下，沿途不断以火器之威取胜。
黎国统治者想要采取传统艺能出海躲避，然后等天气转热继续回来打游击，结果在海上被秦军水军舰队截获，大量船只被秦军炮舰击沉在九真以东的海域中。
之后秦军一路向南，直杀到汉代设立的日南郡治所（今日越南南部），并恢复了西汉武帝时期所设立的九真，日南等郡，不过改成九真道，日南道，设立军镇管辖。
不同以往，这次因火器的大规模使用，加之地方动乱不断，不服统治，秦军杀伐很重，自出兵一路打到南端，杀敌居然接近十万，比打辽国那样的大国还多杀一倍。
朝中有人因此弹劾刘清川，说他杀戮大重，有伤天德，不符合圣人的忠恕之道云云，这样的奏疏倒不是大秦独有，历朝历代都有，司马迁对汉武帝的批判之一就有说武帝对匈奴人杀戮太重。
史皇帝却默许了刘清川的做法，对众多弹劾视而不见，心想殖民时代那么多种族灭绝，那么多地方杀成白地岂不是要把圣人气活过来，看圣人搭理过吗。
道义本身是为维护集体利益而共同尊守的潜移默化的公约，面对外敌还讲什么道义不是坏就是傻，敌人会维护本国的利益吗？要以道义这种公约维护它。
于是再那些人再三上疏之后史皇帝实在受不了，在朝堂上将那几个言官大骂一顿，自此后他的名声就更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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