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危地马拉矿山开采方面的事情处理告一段落之后，梁恩他们就搭上了飞机返回了爱尔兰，然后为接下来的一系列学术交流做准备。
因为他知道那一类与经济有关的重要的事情最好交给尹丽莎白这位专业人士并给予全部的信任，而不是让自己这样的外行人随意插手。
可能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很难确认那些专业人士是否忠诚，所以经常会导致某次行动在反复权衡之中无法展开。
但是这一问题对梁恩来说是不存在的，毕竟历史随从不可信的话，这个世界上也就没有什么可信的人了。
交给这方面更有经过了这几年的时间之后，梁恩之前提出的那些论文也逐渐的被人接受，因此这段时间他需要进行一系列的交流活动。
实际上如果换成一个白种人的话，他可能在一年前就受到大家的广泛肯定了，但是因为人种问题他还是隐隐约约受到了歧视。
尤其是他找到的那些文物与历史遗迹在西方文明的历史上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有些人一想到是一个非白种人找到了这些东西后从骨子里就在排斥。
只不过他拿出的那些学术文件实在是太扎实了，外加上还有黄金黎明与杜丽丝先生那边的帮助，所以有些家伙哪怕再不乐意也只能给出认可。
不过认可归认可，但是那群人也能把认可的流程弄得非常复杂，以至于拖了这么久才给了梁恩公开的认可以及承认。
这也是人文社科方面的一个特点，它不像理工科的知识那样指向性非常明显，而是需要其他人进行认可的。
也就是说，对于那些历史猜想或者古代文字翻译来说，那些学者们完全有足够的理由反对其他的推断，同时虽然要搞清楚这些东西是不是真的也需要大量的时间进行认证。
所以和那些理工类的知识相比，人文社科类的研究试验成本比较低，但是整体的复杂程度可不比理工科差的哪去，甚至更复杂一些。
更重要的是，这类研究中客观的因素要小于主观的因素，因此为一个问题大家争论很长时间是非常常见的一件事情。
还好梁恩取得的成就并不只是在那些学术上，还有不小的一部分来自于考古，相对于那些不太好说清的学术问题，考古这边反而比较容易搞清楚情况。
毕竟遗迹就在那里，哪怕大家对于这些遗迹的具体情况有所争论，但是对于那些遗迹的重要性并没有多少人反对。
所以在接下来的交流之中，梁恩重点讲的是那些没有多少争议的考古学方面的知识，只有在大家主动提出的时候才和大家在历史，古代语言等方面进行交流。
这种交流是全方位的，除了和那些学生们交流以外，还有一些和教授与学者们的学术交流，互相交流这方面最前沿的知识。
通过交流，梁恩得知在自己弄出来那些有关于古代文字翻译的词典大大推进了对于古埃及以及古希腊黑暗时代之前的历史记载，尤其是在古埃及研究方面。
这主要是因为古代埃及人喜欢把文字书写或者凋刻到各种各样的地方，比如说你走进任何一座神庙之中都能看见整墙整墙凋刻出的文字。
只不过以前大家不认识那些文字的原因，所以这些文字对于考古学家们来说和那些凋刻在墙上的装饰画没有什么区别。
这也就是为什么梁恩破译了古埃及文之后那些古埃及研究者们一片欢腾的原因，因为语言的翻译代表着一把打开通向古埃及秘密宝库的钥匙已经出现在了他们的手中。
于是这两年时间中前往埃及研究作者几乎相当于之前半个世纪的总和，因为这对于他们而言是一片新的蓝海，随便研究一下都能够搞出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出来。
事实也是如此，至少这两年所有和考古以及历史有关的杂志基本上每一期都会有和古埃及有关的研究报告或者论文出来，而且每一篇都颇有价值。
毕竟和古埃及时代认识文字的人并不是普通人，所以能够记录下来的东西肯定也不是像今天网上那些垃圾信息一样几乎毫无价值。
因此从那些被记录在纸莎草纸或者重要建筑物墙上的文字上，人们所得到的信息必然是书写人所需要记录的最重要的信息。
比如说在这段时间之中，人们已经通过对那些记录的翻译搞清楚了古埃及时代一系列有关于宗教，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情况，并搞清楚了一堆以前没有掌握的谜题。
甚至因为某些文字被破译的原因，大家找到了一些过去从来没有被人们发现过的遗迹，比如说位于尼罗河上游那些瀑布区的古老堡垒。
这也是梁恩在巴黎第一大学交流的时候所选择的课题，因为巴黎第一大学这段时间里把注意力集中在了这方面的研究中，并通过遗迹找到了大量的资料，然后进行了现场勘查。
按照勘察的结果，遗迹位于尼罗河流域第二瀑布附近，是由大量要塞建筑组成的要塞群，除了常见的防御功能外，还肩负着埃及与努比亚之间经济、文化交往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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