眨眼间，已经到了百历九年底。
海上贸易如火如荼地进行，由于越来越的大明商人拥抱这个海上时代，致使大量的海上金银涌入大明。
虽然大量的金银推高了商品价格，但亦是有效地激活了大明的消费市场，一大批内销的作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据不完全统计,每个月全国都会出现一百间以上的作坊，其中很大部分都并非传统的家庭作坊，而是会招募一定数量的工人。
一个熟练女织工的月钱从四两已经涨到了八两，而且还未必能招到人，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了用工荒。
很多聪明的商人亦是看到其中的商机，却是出现了不少从事职业培训机构,为一些作坊送去合格的工人。
得益于坐拥庞大的消费市场，很多民间工艺得到了商业运用,而且已经有作坊主开始重视机械化发展方向。
大明朝廷无疑是最大的赢家,不管是出售到海外的商品，还是卖给普通百姓的商品，都从中收取一笔固定的商品税。
今年大明的财政收入突破五千万两白银，再度刷新了大明财政的新记录。
大明健康的财政，无疑给了林晧然深化改革的资本。
山西的法治建设遇到了一些阻碍问题，但朝廷的立场坚定，加上海瑞“遇神杀神、遇佛杀佛”的做法风格，致使山西的法制建设成为全国的标杆。
在山西取得试点成效后，林晧然并没有即将法治建设推向全国，而是仅仅增加了北直隶、南直隶、江浙和广东四个试点地区。
倒不是他不想将法治建设即刻推向全国，而是这个事情其实不能操之过急，毕竟法制人才还还没储备完毕。
其实很多社会顽疾不是没有方法解决，只是没有配备相应的人才和足够的武力，哪怕制度再好亦是无疑落实下去。
像当年的刘瑾整顿军屯便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是所派遣的大理寺少卿周东等官员只想下去捞钱；一个则是他实质没有足够的武力来做成这件事。
刘半山放狗咬沉辉不能算是一个孤例,而是执法过程中必定遇到的问题,而只有充满血性的执法人员才能有效地开展法治建设。
正是如此,尽管海瑞和各地的声音一再请求他将山西的法治体系推向全国，但他还是仅仅签署四地的扩点法令。
林晧然在明确推进法治建设之时，亦是向外界直接表明了一个基调：“想要发大财，就别当官！”
尽管一直以来最快实现财富增长的方式正是当官，从严嵩和徐阶被查抄的财产，便可以看到当官敛财的速度和规模。
仅是短短的数十年间，便是聚集到让人难以想象的财富，亦是坐上当世第一富豪的宝座。
只是廉政署创立，不仅是打击贪腐的问题，而且还要消除内部的阶级，给予华夏人们真正的平等，让财富在内部良性地流转。
林晧然知道司法建设最难的是顶层设计，在山西推进法治建设的同时，亦是让陈以勤主持立法会事宜。
想要彻底摆脱人治，解决大家通过找关系才能解决问题的顽疾，那么就要确立一部涉及到方方面面的法典。
虽然大明律已经汇集了华夏千百年来的经典，只是这部终究是产自于封建时代治民的法典，且涉及的方面无法满足现在的需求。
正是如此，接下来大明王朝出台一部完善的法典，包含符合时代发展的《公司法》和《劳工法》,这才是当下法治建设最重要的一环。
随着年底到来,各国的使臣纷纷聚集于京城，向大明皇帝送上了一份厚礼。
各国使臣早已经看清了时势，知道这个帝国谁才是真正的掌舵者，故而亦是给林晧然捎上一份重礼。
得益于大明王朝晋升为新一代海洋霸主，越来越多的外藩不远万里前来。既有南洋诸国藩王，亦有来自西洋的英格兰和葡萄牙，还有来自于美洲大陆的邦国使臣。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从日本前来的藩国使臣足足有十个之多。
日本的战国历史跟华夏相似，各地大名林立，为争夺霸权攻伐不休，大小战事难以数计，这种局面已经持续两百年之久。
由于拥有争夺天下资质的织田信长陨落，加上新任将军无能，而天皇更是一个吉祥物，这种情况至今还在持续。
只是在政治妖孽林晧然的运作下，日本的局面又发生了变化。
随着九州岛龙造寺隆信接受大明“九州北王”的册封成为大明的藩国，彷佛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般，越来越多的日本大名选择了龙造寺隆信的路子。
毛利家凭借跟联合商团这么多年白银贸易的交情，得到了大明的“本州西王”的册封；浅井家得到大明的“本州中王”；长宗家得到了“四国王”的册封；而岛津家拿到了“九州南王”等。
日本有迪拜强者的传统，而今他们完全看不上有名无实的天皇和将军，故而是纷纷成为大明王朝的藩属国。
他们得到王号后，每年只能缴纳一定数量的钱币和提供一些人员，便会得到大明海军的庇护，让他们能够成为世世代代的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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