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淇听了张延龄的话，显得很激动，义正言辞便去跟朱佑樘进言。
“陛下，建昌伯所言都乃是子虚乌有，京师商户向来都是恪尽本分，从未有私通外邦之事，京师邸店中也从无外贩之药材，建昌伯如此做实乃于我大明国法所不容！”
叶淇上来就给张延龄扣帽子。
听起来道理是非常合理的，但都很空泛，还会让朱佑樘心中产生一个疑问。
国舅说京师中的药材商贩私运药材给外邦，你作为一个户部尚书，怎能如此笃定没有这回事？
还没等朱佑樘将心中疑问问出口，张延龄便笑着说道：“这位就是户部的叶尚书了吧？”
叶淇一向看不起外戚出身的张延龄，听了张延龄的话只是轻哼一声都不加搭理。
在他看来，张延龄输定了。
在场的众同僚都站在“公理”一边，就算皇帝回护你又如何？皇帝不考虑民意的？
张延龄哈哈笑道：“看来叶尚书真是恪尽职守，居然连市井之间经营药材的商贾，是否私通外邦都清楚，是否户部在这些商贾中都安插了人手，专门去盯着他们是如何做生意的？”
叶淇还是不加理会，在于他根本没义务去回答张延龄的问题。
既然都赢定了，说多了反而容易错，还不如不说。
身为户部尚书的叶淇在官场浸淫这么多年，岂会连这点道理都不懂？
朱佑樘见叶淇对张延龄轻慢的态度，仿佛看到了平时这些朝臣平时拿出高傲的姿态来教训他，显得有几分同情，轻叹道：“国舅，既然你觉得叶尚书所言不实，那你是否有证据，能证明那些商贾确有私通外邦的嫌疑？”
朱佑樘算是很帮自己的小舅子。
不用太确凿的证据，只要你能证明自己有合理的怀疑就行，只要理由说得过去，朕都不会太为难你。
张延龄道：“说到证据，臣自然是有的，不过在提出证据之前，臣有一件事想问叶尚书。”
叶淇没有接茬。
朱佑樘则很好奇。
你小子可以啊，以前就是个为非作歹不学无术的主儿，现在居然还敢在朝堂上对我大明朝的重臣发问？
谁给你的勇气？
“问。”朱佑樘语气平和。
“臣一直都很敬佩叶尚书对盐税的改制，听说在盐税改制之后，大明朝国库帑币收入一年多增加了三四成，最近几年各地的税赋都能如数上缴，比成化末时各地府库歉收有极大改善……”
张延龄不问问题，上来先对叶淇一顿恭维，让在场的大臣都在暗暗皱眉。
本来每天都很忙，现在还被皇帝叫来看这么一场对质的闹剧。
浪费时间不说，还没什么意义。
你张延龄再能言善辩，会是户部尚书叶淇的对手？
朱佑樘皱眉道：“有事说事。”
张延龄行礼道：“臣遵旨。臣想问叶尚书的问题，是为何户部盐税改制，居然能带动大明朝户部税赋收入的稳定，其中有何关联？”
叶淇还是不想搭理张延龄，这算是什么问题，跟今天探讨的问题有关吗？
不过既然是皇帝让张延龄问的，他也就耐着性子，用高傲的语气道：“这自然是承蒙当今圣上勤政爱民，几年之间大明朝得皇天庇佑，风调雨顺，百姓衣食饭饱，各地的税赋自然就能征缴上来。”
在场大臣，包括朱佑樘在内，听了叶淇的话，心下都是表示赞同的。
在叶淇之前，户部的税赋经常征收不上来，一旦闹点什么蝗灾水灾旱灾的，朝廷连赈灾的粮款都要临时去筹措。
现在就不一样，这几年以白昂和刘大夏监督黄河河工，河堤在弘治八年年中相继修缮完工，弘治八年二月，孝宗亲命敕建黄河神祠，赐匾额“昭应”。
这可是弘治中兴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
在皇帝和众大臣看来，户部尚书叶淇功不可没，这可是大明朝管理户部一等一的能臣，这几年朱佑樘对叶淇的信任也是与日俱增。
张延龄冷笑道：“叶尚书说得可真是义正言辞，可为何以在下听来，却是因为户部在这几年于地方征缴税赋时，一再增加耗羡有关？本来不过是三分不到的耗羡，如今凭白增加到三成有余，大明府库是充盈，却得益于摊派给百姓的苛捐杂税，百姓早已怨声载道！”
“啊？”
当张延龄说出这番话来，在场最惊讶的要数朱佑樘。
在大明朝，官府征收赋税是要铸成五十两的官银运送京师，因为民间银子的成色不同，在铸造官银时难免会有损耗。
所以要增加“耗羡”。
即规定征收一两银子，增加多少额外的部分。
官税是定额，但有了耗羡这东西，地方可操控的余地就大了，在国库缺粮或是地方官员缺钱的时候，就会从耗羡做文章。
别的大臣其实早就知道有这么回事，但因为户部现在缺粮缺钱，增加耗羡这种事既能增加府库收入，又能令地方官员有油水增加主观能动性，大臣们知道了这件事自然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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