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八十年代，香港珠宝业形成四分天下的格局，竞争日趋激烈，尽管如此，郑氏仍捧牢珠宝而不弃。
香港眼下有金铺三千多家，最大的有周大福、周生生、谢瑞鳞、景福等4家。
周大福创始人为郑语桐岳父周至原，周生生创始人为周至原的亲戚周方扑，“二周争锋”。
谢瑞磷为香港珠宝业后起之秀。在六十年代初，谢瑞鳞还是个打金作坊的小伙计，他勤勉好学，满师后不久，独立开设打金工场，承接香港及境外珠主商的订单。
1967年，地产烂市，谢氏低价觅得九龙红的一个铺位，开设第一间门市。
八十年代未，谢瑞麟的年营业额达二十亿港元，在港九拥有多间分行。
铺位装饰模仿周大福，铺面大，极堂皇。谢瑞鳞正值富年，他与其他珠宝大亨不同，他既精制作，又善销售，大有后来者居上之势。
景福金行创办于五十年代，创始人为美丽华酒店集团的杨志晕。
景福有家族其他事业为后盾，实力较雄厚，六七十年代，与周大福、周生生成三足鼎立之势。
八十年代，杨志晕逝世，景福开始走下坡路，正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景福仍是港九珠宝行的一支劲旅。
早年，郑语桐曾独领“钻石皇后”之风骚，现在各大金铺都经营钻石生意，与周大福平分秋色。
金铺竞争之激烈，还可表现在广告上，任何一种传媒，都可见到“珠光宝气”。据统计，香港珠主业每年花在广告上的费用，高达三千万港元。
金铺多于米铺，多得顾客都无暇注目。偏偏劫匪老盯住金铺下放，使众金铺雪上加霜。
八十年代，金铺劫案每年最多八十宗，最少二十宗；1991年高达一百宗，1992年开年不吉，1月，周大福中环金行被劫珠宝一千一百万港元；不久，该行佐敦道分行被劫首饰五百万港元；4月，周大福再次遭灾，铜锣湾分行被盗四百万港元珠宝。周大福的中环、佐敦道两行保险期刚过，又未续保，一千六百万港元之巨的损失得不到丝毫赔偿。
浩大的损失，反映出周大福管理之疏漏。郑语桐从七十年代起，不再直接主理周大福，九十年代，更是处半退隐状态，在董事局会上，郑语桐狠狠批评了周大福的首脑。
以后，周大福严加防犯，虽不能担保劫匪下上门，但至少不会发生投保脱节的重大疏漏，一旦出事，就可以“嫁祸”于保险公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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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同一时期，谢瑞鳞有五间金行遭盗劫，周生生、景福各有一间被劫。被劫珠宝较少，且都投了保，故损失甚微。
事实上，任何内地旅客迈进香港金铺，都会受到上帝般的接待，不论购金还是睬金，均受到热情周到的服务。
香港的金铺不宰客，成色及重量与所标的完全相符。内地旅客虽少有买钻石的豪客，由于人数多，购金者众，渐成为香港金铺最大的金客，金铺老板及职员，绝不敢怠慢。
内地的金价，比香港金价要贵两成至三成，且首饰做工粗糙，故赴港旅客，十有八九购金。
1994年第5期香港《资本》杂志一篇文章称：“据估计，1992年本港黄金人口总量达三百四十多吨，其中一半是以首饰形式进入内地市场，而当中则有六十吨是由中国旅客从香港购入后带回内地..预计1994年人口香港的两百吨至三百吨黄金中，将被带回中国的黄金亦达九十吨左右，使香港黄金的销售额，一半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旅客。”
谢瑞麟在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访问时指出，该公司在港的销售量，一半是来自内地的旅客。
周大福、周生生、景福等金行的状况亦如此。
内地在九十年代仍不允许境外金商以独资或合营的方式进入内地市场。
目前唯一准许的只是合作承包制——也只有周大福一家，传闻是郑语桐在老家顺德大撒慈善银纸，而作为改革的试点。
《资本》杂志的文章称：“本港金商周大福便是在1987年与顺德伦教镇合作设立金饰工场，通过人民银行发出黄金首饰厂牌照，在当地实行来料加工承包制..即是说，港商提供原料、管理人才、设计人才与资金等，而内地提供地方与人力，进行金饰制造。”
周大福虽未打入内地销售市场，总算放进了一个盈利的金蛋。
谢瑞麟、周生生均要迟半拍。谢氏与黑省的同业携手合作，却始终拿不到牌照，持牌人仍是内地。
周生生在闽省马尾开设陈展室，只能宣传该行首饰，却不能售金。
1995年，周大福又先行一步，在广州最繁华的商业街——BJ路开设珠宝金饰陈展室。
香港的金商，莫下垂涎内地的巨大市场，企盼内地早日开放金市。
香港的金商有足够的耐心等待。郑语桐曾表示，希望今后在内地，周大福成为同业的第一大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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