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清廷则顽固死守天朝大国虚荣，极力排斥西方先进思维和制度。
“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及”。
长期陷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争论的泥潭而不能自拔，连“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亦未真正付诸行动。
所以，华皇的观点中，曾国藩的思想有可取之处，但是曾国藩当初是满清手上干活的，没有基础，而且，要靠地主阶级来主导这么庞大的改革，也属于天方夜谭，一丝一毫成功的可能性也没有，即便是原本的历史中，后面发生了戊戌变法。
在华皇看来，戊戌变法根本就不可能成功，即便是‘成功了’，袁世凯带人做掉了慈禧太后，结局同样无法改变，因为地主阶级无法执掌华国这么庞大的国家转型，后面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军阀割据其实是地主阶级的产物，而不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物。
戊戌变法要是成了的话，极可能仅仅是北洋的提早到来。
晚清最难以解决的政治问题不是是否学习西方进行变法，对于这一点，实际上从上到下都是有共识的，问题仅仅是渐进还是立改。
康有为实际上只是试图变法者中的一员，他和皇帝找到了一些共识，但他绝非是代表变法的人物，更绝非唯一想用西方政制来变法的人物。
洋务运动也并非毫无成效，清末的地方基本拥有了现代政府的一系列基本职能，尤其是警察，卫生和简单的议政体系，顺利转型为新型国家，至少从行政形态上没有问题。
内核是政治基础，这和房子从四合院变成楼房与否的关系不大。
在国家层面看待问题，主要是看内在，看核心基础。
华皇推行的国家资本主义，侧重国家社会主义，这一点，和俾斯麦推行的现行政策差别不大。
俾斯麦的政策，也可以称之为国家社会一主义。
都属于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俾斯麦确实有才干。
唯一不同的是，俾斯麦再强，也只是二把手，华皇是华国铁打的一把手，只要华皇不死，华国的领导层就是最稳健的。
从太平天国战争结束以后，新型社会的建设就是各个阶层共同努力的目标。
从民间一直深入到县的新型社会组织，新型的慈善，新型出版事业，新型的经济实体，新的金融和经济手段，到警察局、医院、学校、邮局甚至厕所，乃至于各个政府机关逐渐的现代化，新型社会其实一直在发展，虽然它的成效不高，但确确实实已经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底层结构。
华皇现在的华国则不同，不但是所有的机构都弄起来了，建筑都起来了，铁路都贯通了，最关键的是，政府是全新的政府，虽然还需要时间完善，但是华国已经稳定，所有的人，都已经适应了这种体制！
老百姓基本的生活方式很快就发生了变化，等到清廷自然倒闭以后，看病去医院，抓贼找警察已经成为共识，华国老百姓接受事物的能力，从来都不差，这些在19世纪60年代，哪怕是最开明的精英也没有这种习惯。
从这一点而言，原本历史中的满清的社会转型其实是非常成功的。
但清廷最大的问题在于太平天国之后地方普遍的军事化，从唐代开始，如何防藩镇就是政权的基本命题，公允的说，大清国的成绩是历代王朝中最好的，也是历代王朝中最糟糕的，确实是成也八旗、败也八旗，八旗的特殊性导致他们无法地方化，尽管这种倾向在大清一直存在，但地方化往往就意味着八旗失去战斗力。
因为八旗实质上就是职业军人，而团练武装恰恰相反，一旦建立，实际上无论是在家乡还是在其他地方，都再也不可能离开地方政治，越不像职业军队，往往就越强大。
大清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已经失去了八旗，其命运已经无法扭转了。
到最后，无论地方督抚的动机是什么，实际上已经造成了全国政局不再是用什么声音说话的问题了，枪杆子真的直接就可以出权力，政治也就不再需要与政见有直接的联系。
很多人所谓“曾李不自立”问题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因为此时下到一个乡村，上到一省，军事化已经导致政治的高度碎片化，枪杆子出政权其实在清代最后几十年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共识，无论谁去改革，怎么改革，最后都只能被各种军事实力派所绑架。
对于一个急于改革的国家而言，这成为致命的缺陷。
华皇认为，哪怕就算是慈禧本人真心想改革图强，本质上都没法扭转这一点！
因为代表的是阶级，是群体，不是一个实权者个人能够左右整个阶级的。
这个问题其实在明治维新之后也同样存在，但它在中日两国的表现却很不一样，在日本，军人至少被驱逐出了地方事务，而在中国，军人是地方政治非常重要的元素，更不要说清末，无论你是什么派，说到底都是一个个军头的附庸而已。
任何军阀社会都会很快陷入政治和社会的严重脱节，并由此造成任何所谓的改革都会迅速无效化，假如枪杆子出政权的逻辑无法打破，那改革就是一句空话。
其实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清廷唯一的问题就是军阀问题，这不只是几个军头的事情，而是下至小老百姓，上至国家精英共同深陷其中的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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