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斯雷利少年时代所受教育颇有些特殊，这对他以后性格和思想的形成也许不无影响。
迪斯雷利虽然13岁就接受了英国国教洗礼，但事实上他仍是在犹太教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
迪斯雷利幼年在一些较小的私立学校受教育，上学期间用的是希伯来文（即犹太人的语文），12岁之前没有进过英国国教的教堂。13岁时，父亲又送他进入一个不信奉国教的牧师伊利科根博士办的学校读书，学到的古典知识有限。这样一种多少有些与众不同的教育，培养了迪斯雷利这个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独特的性格。
迪斯雷利习惯于独自行动，内心里有着一股傲气和强烈的领袖慾望，为达到目的有时不惜冒风险。
“冒险事业是为冒险者安排的”，这是他年轻时代的行动信条。他颇以自己的犹太人种族而骄傲，一直到老年时，他还曾对一个年轻的犹太人这样说：“你和我同属于一个种族，这个种族能够做到一切而不失败”。
迪斯雷利15岁时辍学回家，在家自学期间，梦想将来当个伟人，能像荷马、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威廉·莎士比亚或拿破仑那样举世闻名。
迪斯雷利17岁时，父亲送他进入一个犹太人聚居的弗里德利克区律师事务所当练习生。他在这里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并和文学界有了交往。1824年，他首次随父亲出国到德国，沿莱茵河作短暂旅行，大大开阔了他的眼界。他后来在给友人的信中，曾说：“当沿着这美妙动人的河顺流而下时，我就下决心不当律师了”。
从德国回来后，他离开了律师事务所，决心干一番大事业。1824年，他参与了一桩美洲矿业公司的投机事业，负责编写介绍矿业公司的小册子。父亲的一位朋友出版商约翰·马雷欣赏他的才能，约他合资办一份日报，取名《代表》，他慨然应允。不料半年后公司破产，迪斯雷利负了一笔巨债，这成了他整个前半生背上的一个沉重包袱。办报也成了空谈，为此还同马雷发生了争吵。
投机事业受挫后，迪斯雷利继续从事创作。1826年，他的一部匿名中篇政治讽刺小说《维维安·格雷》问世。小说攻击马雷，他本人的作者身份也很快被戳穿，因而遭到马雷和文学界朋友们的冷遇。这一系列变故，对一个初出茅芦的年轻人来说简直是不堪忍受的沉重打击，他已接近精神失常。为了恢复健康，他到意大利、瑞士旅行，养病期间，又撰写了《波帕尼拉大尉旅行记》、《年青的公爵》等作品。
1830—1831年，迪斯雷利到地中海沿岸和近东国家进行了一次长达16个月的旅行，游历了西班牙、阿尔巴尼亚、希腊、土耳其、巴勒斯坦和埃及。
这次旅游，在迪斯雷利的生活道路上具有转折的意义，他的健康完全恢复。在国外、尤其是近东的访问，引起了他对政治、外交的浓厚兴趣，深感要在事业上有所建树，必须投身于政治斗争。
从国外回来后，迪斯雷利决心竞选议员。1832年初，他搬入了伦敦西区（资产阶级聚居区），开始出入豪华府邸，走访政界知名人士，出版他的新作、传记体小说《康泰利尼·弗来铭》，展开了积极的竞选活动。迪斯雷利在思想上倾向于托利党，但当时正值1832年第一次议会选举改革前后，辉格党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居优势。这使他左右为难。
审时度势，迪斯雷利决心以独立的激进派面目出现。他在一次竞选演说中说：“我不管什么党不党，我是没有党的依靠，独立站在这里”。又说：“我也是保守党，保守我们制度中一切好的；我又是激烈党，革除一切坏的”。
但是，没有明确的党派背景，毕竟得不到各方面的信任和支持，所以他最初几次在家乡附近外康布城镇的竞选活动都遭到了失败。
1835年迪斯雷利加入了保守党，但直到1837年他第五次竞选时，才在温德汉·列维斯帮助下，二人一起作为肯特郡梅德斯通的保守党议员进入了议会。
不久，列维斯去世。1839年，迪斯累里同列维斯的寡妻、比他大12岁的、有钱的玛利安娜·伊万斯结了婚。
这桩婚事虽然在上流社会受到非议、讥笑，被认为男女双方在各个方面都不门当户对，但迪斯累里夫妇却非常美满地一直生活到白头偕老。
迪斯雷利在议会里的活动是从领导青年英国开始的。1841年大选后，罗伯特·皮尔组织起他的第二届保守党内阁。迪斯雷利未能入阁，对皮尔十分不满。这个时期，他在下院领导了一个名为“青年英国”的托利党人小集团的活动。这个团体的发起人和组织者是三个年轻人，迪斯雷利是它的真正领袖。
“青年英国”的宣传，美化中世纪封建社会，主张恢复贵族的一切特权。为了欺骗群众，他们在议会里蛊惑人心地宣称他们赞同保护童工的法案，反对压迫爱尔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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