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此以往，当中国的农业型财政基础被远方的工商型财政基础超过之后，生产能力和加害能力全面落后的大一统帝国，早晚要被版图小得多、暴力和生产力水平却高得多的新型竞争者打败。
鸦片战争就是这么来的。
在欧洲的封建割据环境里，民间工商业集团可以向相对弱小的暴力赋敛集团购买城市自治权，还可以凭借自身的财力组织武装或聘请雇佣军维护自治权。
在英格兰或以荷兰省著称的尼德兰北部等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中，局部强大的资本力量甚至有机会获取“主义”的地位。而国王和封建领主却不得不在冲突中瞻前顾后，担心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在如此复杂的格局中，资本有机会宣扬自己的意识形态，也有机会取得局部突破，建立一套资本控制暴力的体制，从而为资本的运行和积累提供更适宜的政治条件：稳定公正的司法，适度的税收，对贸易和财产的保护，比较清廉的政府。总之，尽可能低的交易费用。这种制度又促进更专业更高效的分工体系的演进，形成强大的工业文明，在世界范围内为自己开辟发展空间。
所谓资本主义制度，就是这样一个资本控制了暴力和劝说力的制度。这种制度有可能在欧洲产生，却很难在中国产生。比起中国来，农业文明时期的欧洲缺乏大一统的暴力组织和官僚代理制度，那些小型暴力-财政实体在封建制度中星罗棋布，整个欧洲四分五裂，战争频繁。即使最强大的国家，也难以像中国那样动辄调集百万大军捍卫帝国的秩序。同时，欧洲的暴力财政-实体又缺乏与意识形态组织的成功整合，独立的教会削弱了国王的权威，国王的权威又削弱了教会的势力。最后，欧洲还缺乏相对隔绝的单一文明和单一民族的地理区域，难以像中国那样建立并维持一个综合适应性极佳的大一统帝国制度。然而，正是由于这些缺陷，由于暴力和劝说控制体系中薄弱环节的存在，欧洲的乱世之失才给它带来了意外之得。
中国的资本并不缺乏控制政府制订法令的愿望，但是缺乏实现愿望的实力。
在大一统的帝国制度下，封建时代尽管有景德镇那样的工商业高度发达的城市，资本的利益仍是帝国治下的一个局部的集团利益，其兴衰不过是帝国财政中一笔不难替代的数字。
这样一个对帝国财政贡献有限的、在以农为本的社会里专营“末技”的、无力影响天下兴亡却要受天下兴亡拖累的局部集团的利益，距离“主义”的地位实在太遥远了。
至于苏州城市“民变”那样的局部暴乱，地方性武力便足以镇压，毫无动摇帝国秩序的可能。
由此看来，发育完善、控制有力、整合良好、力量强大的帝国制度，又给中国带来了意外之失。所谓意外得失，指的是在这样一个被儒家轻视的“末技”牟利集团背后，竟然隐藏着一种全新的足以改变世界面貌的强大力量，一种自发地在竞争中分工发育的文明体系。
十九世纪中叶，在欧洲千百个主权国的竞争环境中脱颖而出的胜利者，在比春秋战国更丰富多彩的环境中经过数十代人脱颖而出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开辟自身发展空间的征途中闯入了清帝国的家门，为了合法销售鸦片，而对称雄两千余年的帝国制度大打出手。
清帝国此时正处于传统王朝循环的尾声，人口膨胀，流民遍地，财政危机，官场臃肿，****，管理效率低下，因而一触即溃，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
大清帝国的战败标志着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暴力赋敛集团直接控制下的暴力，敌不过福利生产集团控制下的暴力。暴力赋敛集团支配一切的社会形态，在生存竞争中丧失了最拿手的优势。
资本主义不是凭空而来，如果没有大宪章对王权的限制，没有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与法国大革命，没有地理大发现带来的全球贸易和殖民地体系，如果没有彻底改变了生产关系和产业构成的工业革命，如果没有人文领域的复兴与科技的进步，如果没有宗教战争和政教分离，就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他是一个综合体。
纯粹的雇佣工人的出现和大规模雇佣工厂的诞生能标志着“资本主义萌芽”，华夏早在两千多面前的秦代，就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了，《史记——货殖列传》中秦代巴蜀寡妇清，时代经营丹朱产业，从挖掘到加工生产一条龙，还能自主产业升级扩大市场。但是这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不大，顶多算是个别现象，不能作为形成资本主义的条件来看。
实现资本主义的条件是什么？华皇认为最最基础的几个方面一定要有，首先，你要有科学技术，这技术要代替人工生产，实现机器的大规模生产。而要促进这种技术，需要的知识是理工科知识，是科学。然后，你要从上到下的价值观都是保护商人的利益和私有财产，需要整个国家，整个社会都有重商的意识。最后，要让社会相对稳定的繁荣，商品有广阔的销售市场，避免战乱等因素出现过大的影响。至少华国国内不能出现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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