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厂大门外，宽敞整洁的青石大街上，熙熙攘攘的已经有了不少人，因为东街的买卖铺户逐渐增多，街面又极是整洁，现在东街已经是天津卫地面上除了天津城里和租界之外最为繁华的地方，购买东西和逛街的人每天都很多。
染厂大门口，头戴貂皮暖帽，一身簇新的黑色锦缎马褂，红光满面笑意盈盈的李明方，正指使着几个盐团的士兵，把宽大敦实的大门柱上悬挂着的一个上面写着接福二字的大红纸袋里的一叠叠写着字迹的二寸宽，三寸长，上面套红印彩绘着各种吉祥图案的名片一般的硬纸板取出来，秦川不由饶有兴致地驻足观看起来。
自从染厂开张，虽然李明方分管的摊子越来越大，事情也越来越繁琐，可李明方忙的却是越来越起劲，精神头也越来越足，整天脚不沾地地处处都有他的身影。
只见李明方指挥着那几个士兵，把掏出来的名片一叠叠码好，再由一人唱念投贴拜年者的名讳，另一人拿着一个厚厚的大本子，在上面用钢笔记录。
这个大本子很有意思，封面上用毛笔金字写着醒目的字迹，“亲到者四人：寿百龄老太爷，住百岁坊巷；富有余老爷，住元宝街；贵无极大人，住大学士牌楼；福照临老爷，住五福楼。”
按照李明方所说，这是京畿一带的习俗，虚拟的这四人，就是图个吉利讨个口彩。
天津卫距离京城只有不足300里的距离，不仅是离着北京最近的一处来往南北的通商大埠，又是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行辕所在，和京师京畿之地交流往来密切，所以天津卫和京城的民俗风情也多有相似。
按照习俗，从初一到十五，差不多每一天都有一定名目，都有相应的事情要做。
比如初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拜年，庙会也都是自这一天开始。京畿一带的民俗，对于拜年非常重视，也是过年最重要的礼仪。
初一这一天，京畿之地的寻常百姓家，除了自己和家人要到长辈和亲朋好友处拜年，自家也要准备好食盒，在里面放置各种干果，称为吉利果，不论多少人来拜年，这个食盒里的干果都一定要保持着满满的，以表示对客人的尊重和祝福。
至于达官贵人们，他们过年的习俗和寻常百姓又有些许不同，过年时这些人因为要拜访的人较多，分身乏术，便把一些平素关系不是很密切同僚拜年省却，为了不显得过于生疏，就派家人仆役到对方府邸送上自己的名片拜年，俗称飞帖。时日一久，慢慢地天津卫的富户们，不知从何时也开始兴起了这种风气。
富户们如此，主要是他们也有许多佃户和街坊邻居，这些人自知身份，不愿打扰主人，可又不好失了礼数，也就跟着投帖致贺，倒也省下许多麻烦。
据李明方所说，拜年送飞帖的习俗，自宋代开始就已有之，到了明代、清代，这一习俗也一直传承下来。有“拜年不必进府门，送上名片抵见人。各处贺岁皆如此，赠与纸店大笔金。”之说。
明代才子文征明也有诗云：“不求见面惟通谒，名纸朝来满敝庐。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情嫌简不嫌虚。”
后世的贺年片、贺年卡，显然就是秉持了这种飞帖的遗风。
就是受了这个飞帖的启发，秦川在两月前就指示潘丝炽安排印刷厂仿照后世贺年片、贺年卡的样式，赶印出五百万张贺年卡，用水路搭乘怡和洋行的火轮，抢着时间运到青岛、上海、福州、广东、香港、汉口等国内几个大城市。然当然，京师、开封、洛阳这几个内陆大城也是绝对不会少的。
让秦川意想不到的是，租界里的洋人们也对这贺年卡很感兴趣，不仅小威廉主动帮着秦川申请了专利，几个大洋行还找到印刷厂，要求给他们提前印制圣诞节的贺卡，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俄文、拉丁文的圣诞贺卡都有，一下子又预定出一千万张。
这种样式新颖的贺卡或者叫做飞帖的，一经推出，立刻引起一阵不小的轰动，各个城市售卖的贺卡早早就都卖的一干二净。京城里福隆绸缎庄的金胖子，更是不顾风霜劳顿，阴历二十三当晚，带着一身胖肉连夜骑快马跑到天津卫。被马背颠得浑身肉痛连走路都直哆嗦的金胖子，就是这样还是缠着李明方和潘斯炽，硬是赶着加印了一万张套红烫金的高档货才罢休。
按照金胖子的说法，现在京城里人人都以一纸为荣，四处抢着买这“飞帖”，尤其是高档的飞帖更是枪手。以至于，一块大洋四十张的“飞帖”，现在在京里竟然买到了一块大洋十张的高价，高档的甚至被一些小贩炒到了一块大洋只能得到两张的地步。
原本就被每三天一刊的《东方时报》上所登载的秦川的那首哀怨缠绵、被艾筱枚命名为《别思》的诗词闹得沸沸扬扬的京城里，在这新颖的“飞帖”渲染下，秦川的大名更是搞的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这让初时对秦川要印制“飞帖”很是不以为意的金立三、李明方和潘丝炽很是吃惊，他们万万没想到，就这么小小的“飞帖”，竟然也能带来数十万大洋的利润。三人由此也对秦川更加佩服得不得了，私底下都说秦川果真是赵公明转世，否则又怎么会有点“纸”成金的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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