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忽然问到孩子的事儿，并不是无的放矢，他下面要说的话，涉及到了国本二字。
陛下有孩子，大家才能拧成一股绳，这大明的新政才不是无源之水，才能源源不断，才不会人亡政息，才会万世之法不移。
一个孩子还是不太稳，还是得多生几个才是。
于谦俯首说道：“还请陛下独掌铨柄，谨防党祸之事横起。”
铨部，就是吏治大权，铨有衡量之一，吏部有铨部之称，铨柄自然是握着官员升迁、罢黜的权力。
这也是皇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于谦继续说道：“惜前宋亡也，莫过于朝堂党祸四起，从大宋国初，南北之争，再到王钦若与寇准争相，至五鬼登台，再至元丰、元佑党人，莫过于鼓噪声势，外敌不及家贼，从政见不合，至使动辄生死的党锢，虚耗国力。”
王钦若与寇准争夺宰相之位，是围绕着澶渊之盟而展开的，澶渊之盟本就是城下之盟，寇准有大志却被宋真宗冷落。
五鬼登台则是宰相王钦若、三司使计相丁谓、礼部郎中林特、崇文院检讨陈彭年和宦官刘承珪，他们忽悠着宋真宗搞出了泰山封禅。
自此之后，皇帝羞于泰山封禅了。
元佑党人、元丰党人，则是王安石变法，和司马光全面反对新法为脉络。
宋朝的党祸之剧烈，触目惊心。
大约就像是异端比异教徒更该死。
于谦看着陛下若有所思的模样，继续说道：“党锢可有益？百害而无一利，朝政从无定策，更无一以贯之之政令，朝堂倾轧，朝纲败坏如斯，最后闹到立碑攻讦的地步。”
“陛下握铨柄，则天下独陛下一言，即便陛下是错的，又如何？”
“臣僭越。”
于谦说的甚至有上干天怒之辞，什么陛下是错的。
胡濙第一个反对，谁说陛下错了？
陛下怎么会错！
但是皇帝也是人，他的想法有可能是错的，但就是错的又如何呢？
朝堂之上，只要是一个声音，即便是错的，只要出发点是好的，把它办下去，也好过党锢、党祸四起。
危国四祸，是需要警惕的。
朱祁钰不由得感慨，治国这种事，这些优中选优的臣子们，的确都是扛鼎之流。
于谦说的党锢、党祸，并不是宋朝特有。
明朝末年，万历年间朝臣，借着京察和大计，搞党争，直接把大明搞成了半残。
萨尔浒之战中，杨镐和努尔哈赤，在萨尔浒摆开了阵仗，准备打仗。
而彼时，朝中京察和大计，齐楚浙三党和东林党，正是撕咬的最凶狠的时候。
萨尔浒大败而归，熊廷弼经略辽东，颇有作为，打败了新胜士气高涨的努尔哈赤，守住了沈阳，甚至一度在开原、铁岭和努尔哈赤陷入了拉锯战。
熊廷弼在辽东颇有作为，想要培养兵力、积蓄实力，以戚家军旧脉为核心，再建辽东都司军威。
熊廷弼并不是党人，如果真的严格来算，他属于楚党，齐楚浙败北，东林独大，熊廷弼辽东经略被罢黜，以袁应泰取而代之。
袁应泰最后战死沈阳，沈阳陷落，辽东都司就此成为了历史的尘埃。
朝中群议汹汹，熊廷弼还没走到京城，就再次被任命辽东经略。
熊廷弼立刻以三防布置之策，以广宁、登来、山海关为犄角，准备好好的跟努尔哈赤碰一碰。
结果广宁巡抚王化贞，摆了十三万大军与城外，与士气正旺的建奴八旗正面对垒，被打的溃不成军。
熊廷弼被传首九边，东林党的王化贞，却苟活到了崇祯五年，才被崇祯皇帝从诏狱里提了出来，明正典刑，砍了脑袋。
齐楚浙三党败了，但是没有完全败，他们聚集在了魏忠贤的党羽之下，再建阉党。
大宋的彼时彼刻，正如大明的此时此刻。
君出、虏入、播迁、党祸，果然是四亡国之祸也。
大明的确强，但是再强，也承受不住四祸齐出，最后折腾到了亡国的地步。
朱祁钰深以为然，嘉纳其言。
铨柄，必须牢牢的握在皇帝的手中，京察之事，尤其是六部明公和都察院总宪这等要害职务，皇帝必须亲拿亲问，方为安国定邦之策。
“于少保真乃国士也。”朱祁钰颇为感慨的说道。
大明末年，要是有个强势如于谦这样的人，还至于弄的日月山河倒悬，大明江山破碎的地步吗？
于谦对南迁的人是什么态度？
言南迁者，斩。
于谦已经足够温和了，但是对党祸、朝争依旧要以斩首来威慑。
朱祁钰就直接一步到位了，摇唇鼓舌、狺狺狂吠、动摇军心的凤阳诗社十四君子，被朱祁钰直接从牢里提了出来，整整齐齐的剁了脑袋。
他不是于谦，战时动摇军心，不光是朝臣，文人雅士骚客，更加不可。
于谦俯首说道：“陛下掌六部明公、总宪之京察，铨部掌京官，京官方可掌地方，否则，党祸必然四起，朝令夕改，法不束民，民不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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