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之间的争斗是极为残酷的。
朱祁钰也是听冉思娘说起了过往才知道，贵州土司之间的争斗，如同军阀乱战一样，用李宾言的六等秩论，贵州土司之乱，就是二等秩军头共主。
冉思娘他们家这支分支世代行医，名望在云贵黔很高。
但是不擅长作战的他们，很快就被播州杨氏所吞并，土司冲突中，冉思娘的父母和冉思娘走失了。
这种走失，冉思娘的父母，极大的可能是已经死在了山涧之中。
冉思娘说起的时候，并没有多少悲伤的情绪，因为在那里，每天都在死人，死亡甚至算得上解脱。
或者说，已经过了那个痛不欲生的时刻，她已经学会了接受。
朱祁钰并没有逼迫冉思娘立刻结束手中之事，而且朱祁钰也不打算让冉思娘结束。
讲医堂现在有了女医倌，慢慢来便是。
左鼎、练纲两个人的致仕奏疏递了上来，王直依旧在极力留住这两个人，为他们求情，贴条的理由依旧是左鼎手、练纲口。
尤其是左鼎的心狠手辣，是王直最欣赏的一个点，他依旧希望左鼎能够留下来，作为反贪抓腐的鹰犬。
低薪滋生腐败，高薪不能养廉。
治理腐败，就得重拳出击。
大明不再默认贪腐，提高官员待遇的同时，就是高压反腐。
这种反腐烈度，必然需要左鼎这样的人。
王直的意思很明确，这么放了左鼎，那不是浪费了国朝科举浪费的人力物力财力了吗？让他戴罪立功。
朱祁钰不喜欢这两个人，他亲自教谕，告诉他们不要乱来，依旧要在奉天殿弹劾王直，若非胡濙留了一手，把刘吉拉回京师，来了个牵连扩大化，左鼎和练纲几乎就要成功了。
王直求情，朱祁钰又也不能不理。
“送到李贤手下反腐抓贪吧，正好南衙一左一右。”朱祁钰想到了一个主意，既然要戴罪立功，外放为官，送去南衙，无疑是个很好的选择。
南衙十四府，现在被拆分之后，依旧不太忠诚，朱祁钰决定送两个酷吏过去。
左鼎、练纲到底是徒有虚名，还是真才实干，扔到南衙锻炼个一年半载，就彻底清楚了，反腐抓贪，去南衙，正正好。
很快邸报就开始刊发，而万言书再次引发了剧烈的讨论。
公车府诣阙上书作为一种制度，历经汉唐近千年的发展而逐渐完备。
从统治者出于权力的彰显和证明王权正统性角度讲，天子与百姓的沟通是天人合一、圣人掌神器的治国理念的体现，是天子与诸多阶级沟通关联的重要纽带。
千年来，天子不断加强与百姓的沟通，如唐时四色匦的设置与不断完善，既是皇帝为巩固其地位作出努力，也是吏民实现自己某种意愿、诉求的重要方式。
公车上书，常出现在对前朝经验教训的吸取时，或是当下统治形势不稳时。
大明经历了土木堡之变，又开始小心翼翼试探调头的时候，公车诣阙，上书正君道臣义，就变成了一种众望所归。
这种广泛的讨论，对于朱祁钰而言，是乐见其成。
总结利弊得失，调整政策方向，改变大明的局势。
什么时候这种自我纠正的能力，就会消失呢？
在党祸盈天的时候。
党祸盈天的时候，朝臣们会围绕着两个似是而非的目标，为了自己的利益，开始无论对错的攻讦。
亡国四祸，君出、虏入、播迁、党祸。
比如北宋末年，两个皇帝被抓走了，泥马南渡，南宋朝廷，依旧在主战、主和之间，反复的横跳。
比如明朝末年，崇祯自杀，南明朝中，就是党祸盈天。
这段因为李宾言在南衙抓捕奸商而起的公车诣阙，在《谏治国君道臣义疏》邸报刊发之后，终于落下了帷幕。
朱祁钰对结果非常满意，事情并没有因为一些既得利益者的私欲，变得更加糟糕，毕竟大明朝此时并未有党祸。
为什么没有党祸呢？因为于谦作为执牛耳者，压根不想挑起党祸，架空皇帝。
于谦手里拿着本奏疏，满是笑意的走进了聚贤阁，走到了一楼的御书房，行礼说道：“臣参见陛下。”
“免礼，坐。”朱祁钰放下了手中的一封奏疏，笑着说道：“于少保今日不研究西域了？”
于谦笑着说道：“陛下容禀，臣为襄王利柄轻重论而来。”
朱祁钰笑着问道：“于少保对襄王的轻重论，有何见解？”
于谦坐下之后，喝了口茶，看到兴安也在，也就没了下棋的兴致，笑着说道：“陛下，春秋有鲁、梁之绨旧事，不知道陛下闻否？”
朱祁钰点头：“略有耳闻，不得甚解。”
于谦稍微组织了一下语言说道：“前日，金尚书朝天阙曰：鼓励商贾前往倭国贩银，以供国需，太仆寺夏衡曰：以再增互市给马银，以弱鞑靼、兀良哈之势，此亦乃襄王利柄大论。”
“齐桓公有一天对管仲说，鲁国这个地方，对于齐国而言，是重要的粮仓，就像是蜂的螫针，和齐国相辅相成，却分为两国，想要打下鲁梁，有什么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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