嘴里喊主义当然很容易，但双方的诉求，却并不相同，不能不加选择的套用“国家”框架去处理这些问题。
比较可悲的是，高欢如今嫡系实力大损，实在是没办法对自己那些老兄弟们开刀，他还指望着这些人来稳固自身权势。
但想对河北世家动刀，又没有足够的由头与实力。所以想来想去，也只好使用怀柔政策，那些强力改革措施，都是没办法推行下去的。
站在“国家”这个角度去看问题，很多时候答桉都非常简单。但是政治却并非是完整的，而是带着自身的派系立场。
类似这样的问题，高欢无法跟高澄去解释，类似的道理，只能在摸爬滚打中锤炼，自己领悟。
“父亲……”
高澄还想再说，却见高欢瞪了他一眼，不悦的呵斥道：“退下！”
“好的父亲。”
高澄压下心中的怒火，转身就出了书房，他决心回去以后好好把兰京教训一顿出口恶气。
……
“长猷（陈元康表字），上次你写给我的田亩税制整改，完全不行啊。”
建康城尚书府（已经搬迁出台城，目前坐落于东府城）的书房里，刘益守给陈元康倒了一杯茶，长叹了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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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元康对自身才能还是很自负的，如果刘益守说是修修改改一下，他肯定能接受。但对方说这方案完全不行，他就要听一下说法了。
“主公，此法有何不妥，愿闻其详啊。”陈元康拱手说道。
刘益守麾下没有出现那种“言听计从”的谋士，是因为他本人就学识过人，别人没有能力牵着他鼻子走。
对哪个谋士言听计从，也就意味着在见识与谋略方面完全被对方把持控制，这对于当政者来说，是非常不利的一件事。
“长猷曾在魏国中枢为官，对税法知之甚详。这北朝的税制，都是与均田制配套的。均田先不说好坏，建立在其上的租调制，就大有问题。特别是与梁国的实际情况有很大出入。”
刘益守叹息了一声，陈元康毕竟是长期待在建康，没有在梁国四处跑，见识各地风物。
“每丁每年要向国家交纳粟二石，为租；交纳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为调；服徭役二十天，闰年加二日，是为正役，若不需要其服役，则每丁可按每天交纳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的标准，交足二十天的数额以代役，为庸。
凡是均田人户，不论其家授田是多少，均按丁交纳定额租庸调即可。主公认为这有何不妥呢？缴纳数额可以慢慢调整嘛。”
陈元康非常自信，不觉得自己的方案有什么大问题。这一套在北魏实行多年，非常成熟。
“每户无论有多少田，都按户里的人头交税。可是如果参与均田的人没有田了，他们还要缴纳如此重的税负，要怎么办？一户当中，丁口有多有少，丁又添丁，每一个家庭的负担实际上相差甚远。
这还不包括那些世家豪强土地兼并的。”
刘益守直接指出了均田制里面最大的问题：不仅每一户的负担不同，参与均田的人若是没有田了，他们如何承担赋税也是个大麻烦。一不小心就会逼良为匪。
这种问题听起来就像是红烧排骨里面没有排骨一样，但在现实当中，却又是普遍得不能再普遍。北魏的覆灭，起码有一大半的直接原因在这里。
刘益守接着说道：
“魏国的租调制度，不是赋税太重，而是赋税太轻！而杂税又太多太重！正因为制度不完善，所以才出台很多杂税补充亏空。
土地与土地的成色不同，而交税按户口附加杂税，其中一进一出，不少无权无势之人就不得不家破人亡了。
失去土地无法交税的农民不得不依附于豪强，这种依附，是没有选择性的依附，平时为佃户，战时为私军。
若行此法不出十年，梁国必大乱。若要维持，则需要定期处置豪强杀一儆百，不断的实行均田……为长远计较，此法不可取。”
刘益守长叹一声，古人的见识，果然是受到了时代的局限。南朝这边的情况更复杂，幺蛾子更多，只是陈元康都不知道而已。
南梁实行的占田制，土地你开垦了就是你的，允许买卖。且不说这是不是合理，就说这征收的东西，漏洞也很大。
建康周边有大户人家，围墙种果树，种千株橘树，一年得橘换帛千匹，而不纳一文。这便是钻了税法的漏洞，因为果树不在田税的征收范围，又是按户收税。
你种粮食和桑麻才收税，果树是自己在长的所以不收税，更是有“千人一户”纳税的可笑现象。
我们家就是人口多，一户一千人，收一户的税，你不服咬我呀！
这种税法的局限性可想而知，以至于根本就名存实亡，导致梁国各地各行其是。民户纷纷逃亡隐藏山林为盗匪或者依附于世家大户，官府以商税为主要收入以维持运转，国家日渐积贫积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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