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征在即，刘益守却依然安心在寿阳府邸里读书，充实自己的思想。活到老，学到老，刘益守觉得，很多前人的治国安民思想，都是值得学习吸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
此时此刻，刘益守正在书房里读祖冲之当年写的《安边论》，心中大为叹服。
祖冲之的成就主要是在数学和工程上，社科类也有建树，在政治上的创新不多，但这篇《安边论》，却写得非常实在，可操作性极强。
官府出面，组织流民和失去田地的佃户们开垦荒地，发展农业。
所得粮草部分赈灾，部分军用。既可以增强国力，安定民生，又能巩固国防。
只可惜这本书没遇上好时候，祖冲之写书那会正好是萧宝卷上位，整天不干人事。萧宝卷那厮只顾着哄潘妃玩“步步生莲花”了，哪会管边民死活。
至于那时候的萧衍就更不会了，萧菩萨那会就差没在脑门上写“造反”二字，国家大事不重要，夺权才是第一位的。
哪怕是到了现在，刘益守也没法接受祖冲之这本书的所有主张。屯田一个不小心就会屯出藩镇来的。
国家是一个很虚的概念，行使权利的都是具体的机构。谁来组织屯田，好处又归谁，不能冠一个“国家”的名字而不深究细节。
所以哪怕很多想法很好，却不能简单认为可以畅通无阻的执行下去。政策的细致程度往往决定了成败。
“你那五卷《缀术》，我已经让祖皓编撰《算经十书》，想来流芳百世不成问题，总算没有辱没你吧？”
刘益守轻叹一声，将《安边论》合上，他刘某人绝对是对得起祖冲之了。
如今中华书局非常活跃，比原来还是同泰寺的时候热闹多了。不仅吸纳了很多因为站错队不得志的文化人，而且凋版刊印的书籍种类也越来越多。
其发展速度远超刘益守当初的估计。光是其他人送来刊印的孤本，都很是不少，光是审核与校订，就排到了几年之后。
刘益守秉持着“人尽其用”的原则，只要是不涉及到政治立场的官职，录用人才都是不计较出身。
中华书局里面负责校对编撰的官吏都有数百人之多。已经比得上当初同泰寺的和尚了。
以至于现在中华书局已经把当初同泰寺外围的一些宅院也都兼并了进来，并分成了内外两部分。
外部的都是工匠负责凋版，内部的才是官吏和文人，负责编撰校对。
各种道书佛经已经悄咪咪的往北面出口，销路极好，几乎是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每次刊印都会被抢购一空。
书籍在这个年代就是比金银还硬的硬通货，印刷精美的佛经，更是寺庙盈利的大头。
北边的僧侣们派人从南面进口佛经，再顺手卖给北面的贵人，过个手是几倍的利润。他们又不负责抄写，就是去建康进个货而已，惠而不费简直不要太爽。
凋版印刷佛经的清晰与精美，那是手抄版本完全不能比的。至于凋版印刷对于政治格局的改变，现在所有人都完全没有意识到。
凋版印刷的书籍，虽然让贫苦人家也有机会读书甚至藏书了，但是原本的大世家和普通寒门，也是获利者，他们弄到书籍的难度也是直线下降。
所以现在不但没有人站出来反对中华书局的活跃与扩张，反而很多文人以加入其中为荣。
毕竟，刊印的书，可以留下自己校对编撰的名字！可以流芳百世！
书局不仅是机械的刊印书，而且还“生产”书，甚至已经“生产”了不少书籍。
中华书局里面那些负责编撰的官吏，要干的事情，就是把很多相关又分散的文章，整理成册，先按统一的字体和字迹誊写校对，再让工匠制作凋版，刊印出版。
比如那旷世大作《算经十书》这套丛书，就是刘益守直接下令编撰的，等于是“生产”了一套书，而且并不对外发售，印出来就直接送到建康国子监里面作为教材和典藏。
刘益守和他麾下亲信们制定的改革措施，并不激进，从易到难，都是把基础工作做到了细处。以建康为中心，改革南梁手工业，经济贸易和商税，获得大量浮财来推动深水区改革和土地田亩改制。
如今的建康，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丝绸之路终点，包括凋版书在内，有很多独有的畅销拳头产品。
不止是从天竺那边过来的商人，就是传统的西域商贩，也会做转手生意，到了邺城中转后，再从海路来建康，然后再返回邺城去西域，把货囤积在敦煌那一带。
高欢虽然知道这些事情，但是却并不阻止，反而是对转手邺城的梁国商品收重税来贴补军需。
并不因为刘益守是仇人就跟钱过不去。双方保持着某种程度的默契。
“主公，有位自称是冯宝的人求见。”
正当刘益守在考虑要不要用减免南方税收的办法，釜底抽薪来配合官军平叛的时候，源士康进来禀告说有人来访。
“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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