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江镇冒领军饷的事情，在历史上是真实的，在袁崇焕计杀毛文龙之后，曾认真核实了东江镇的兵员实有数目，约在两万人左右。然而即便是如此，毛文龙也不能杀，东江镇也不能削弱。这是崇祯皇帝目前能够确定的为数不多的重大战略抉择之一。
所以毛维张的密折，反而让崇祯皇帝对毛维张有点不放心了，在反馈给毛维张的密旨中，崇祯皇帝明确告诉毛维张，他所上报的事情，自己已经知道了，同时交代毛维张必须以辽东大局为重，以团结东江镇上下为主，军纪饷禄叙功方面，要尊重毛文龙等东江将帅的意见。
在此基础上，崇祯皇帝还找来了司礼监秉笔太监高时明，并暗授机宜，由其带领锦衣卫若干人马，押解着大批的军粮军械铠甲等军备物资，亲去东江镇传旨，明旨告诉毛文龙，朝廷知道东江镇虚报军功、冒领军饷等情弊，但是念在毛文龙开辟东江镇，抗击建虏有功的份上，对过去的事情既往不咎，一律赦免，并明旨令其按照三万员额补足兵员数量，同时所欠军饷也一并按照三万员额如数发放。
此外，明令新募兵员要拨出三千人独建一营，归监军御史毛维张直接指挥调度，营中所需官佐，均从东江镇所属营头之中调转任用。
毛文龙毕竟是杭州生员出身，与后来的刘兴祚、刘兴治等辽东难民毕竟不同，即使其属下真有投降满清之心，毛文龙本人估计也不会坚决想要去投靠异族，除非被朝廷逼得实在是没有活路了。
这一世的崇祯皇帝，当然不会反复猜疑他逼迫他，也不会允许兵部或者户部的某些人减他的饷、断他的粮。
与毛维张的密折相比，大同镇监军御史吴甡、延绥镇监军御史马懋才密折上报的情况，则需要当机立断进行处理。
吴甡的密折，不仅说了大同镇空饷过多的事情，而且同时弹劾大同镇总兵渠家桢和巡抚张翼明，说渠家桢身为总兵不仅不修军备，而且暗通蒙鞑插汗部，家族经营之商号，违反朝廷禁令，与蒙鞑交易，商道直通建虏，走私盐铁禁物，谋取不义之财；而大同巡抚张翼明知情不报，在天启七年插汗部南侵事件中，讳败为胜、讳过为功，并且杀良冒功、欺骗朝廷。
马懋才也是弹劾延绥巡抚岳和声，说延绥三卫流贼肆虐，而巡抚岳和声视若无睹、无所作为，卫所废弛、士兵逃散，而延绥总兵贺时雨听之任之、束手无策。
吴甡所弹劾的事情，历史上的崇祯皇帝在调查之后，判了渠家桢和张翼明死刑，但是对渠家桢所在山西祁县渠氏家族并没有深入追究，而后来这个渠家继续与建虏通商，最终成为晋商之中的大家族，清初八大皇商之一，到了乾隆年间的鼎盛时期，家族财产超过一千万两，真正称得上是富可敌国了。
而延绥总兵贺时雨虽然是一个平庸之辈，但是却有一个能打的儿子叫作贺人龙。
关于贺时雨最有名的事情是，历史上流贼攻陷了凤阳，挖了朱明皇室的祖坟以后，贺时雨随即在延绥等地，率军找到并掘了李自成和张献忠的祖坟。这两个大贼头的祖坟，一个在米脂，一个在绥德，都在延绥镇的管辖之内。
所以后来，李自成率兵几次攻打延绥镇的治所榆林卫城，榆林卫人都是誓死抵抗。贺时雨与贺人龙父子当然也不可能投降流贼，只能与李自成、张献忠拼到底。
对吴甡、马懋才的密折弹劾，崇祯皇帝没有自己独断处置，而是转给了军机处，由军机处研究处置的办法。
张惟贤与孙承宗、李邦华一商议，最后秉承皇帝的意思，以朝廷旨意勒令延绥巡抚岳和声免职致仕，延绥总兵贺时雨申斥罚俸留任，并勒令约束部伍，配合马懋才整肃军纪。
对于吴甡弹劾的大同镇，军机处则作出了通虏和欺君的定性，大同总兵渠家桢被判斩首，抄没家族财产，族人充军云南的处置，而大同巡抚张翼明则被判抄没家产，家人充军广西；大同巡抚由山西参政范复粹升任，大同镇总兵则由辽东镇锦州副总兵祖大寿升任，并挂征西将军印等等。
军机处的决定，报告皇帝同意后，很快批转内阁，吏部、兵部、五军都督府以及锦衣卫作出反应，分别派人赴各地传旨。对祖大寿的任用，倒不是崇祯皇帝的突发奇想。
事实上，把原来辽东的那些将官世家拆开了，是如今的这个崇祯皇帝，自从来到这个时空以后的一贯想法。但是这一次却是孙承宗的提法。
孙承宗对祖大寿很欣赏，督师蓟辽的时候，对祖大寿也很倚重，当时满桂、赵率教、祖大寿等人，都是他很器重的将领，如今满桂已是辽东镇总兵，赵率教也是山海镇总兵，只有祖大寿还是副总兵，遇上大同镇这样正牌子的总兵位置，他就提议给已经立功无数的祖大寿一个机会。
祖大寿世袭宁远卫军职，其父祖承训，官至辽东镇副总兵。天启元年的时候，祖大寿任职辽东镇中军游击，天启六年的时候因为守卫宁远有功而被升任副总兵，然后带兵四千驻守锦州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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