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崇祯元年三月中旬的时候，此前对于朝廷上下阉党的处理已经结束，按照当时的定罪，该抄家问斩的一个不留，给充军流放的也都押解上路，需要交银恕罪的也都全部完成，处理里四五百个文武大臣，共抄没银子九百余万两现银，而其他财物、田产、宅院还在处理之中。即便是这些银子也够崇祯皇帝花销一阵子了。
虽然孙承宗、李邦华、袁可立、卢象升等人，募民屯垦、编练新军需要花费大量银子，开军校、修营房、推广新型作物等等，都需要花费银子，但即便是加上年前补发给九边的四百万两军饷，这前前后后也不过是花掉八百万，与崇祯皇帝累计抄到的银子比，也只占到了十分之一左右。
应该说，十七世纪之初的大明，不是没有银子，没有银子的只是朝廷罢了。当时中国对西方出口了大量的茶叶、瓷器和丝绸，因此从西方流入了大量的白银，但这些白银有相当一部分被民间窖藏，没有进入流通，所以才造成市面上的通货紧缩。
比如当时一个姓周的扬州盐商，家资豪富，但却是个典型的守财奴，死的时候把子孙叫到跟前，跟他们说自己赚钱的秘诀，两个字“不用”，因此积攒了大量的银子，请了许多看家护院的守着，结果到了满清军队屠城的时候，上千万两的家产都被清军抄了去。
如果大明的富商都是这样的守财奴，那么不管从海外流入多少白银，大明也依旧会陷入持续的通货紧缩之中。
明朝的灭亡主要是亡于财政上的崩溃。对此，拥有后世灵魂的崇祯皇帝当然清楚，毕竟大明这么大，而朝廷每年的现银收入才不过五六百万两，即便是加上辽饷也不超过八百万，这是很不正常的。
尤其是在食盐专卖的情况下，一些大盐商的家产，居然比大明朝廷一年的税银收入都要多。比如寓居扬州的秦晋盐商，比如陕西三原梁家、西安申家，山西太原的张家、郭家，个个都是富可敌国。当然最富的还是徽州江家，在扬州的盐业资本就超过了两千万两。
如今这些两淮盐商们多年积累的财富，都被鹿善继、骆养性以阉党余孽的名义抓捕下狱，个个判了个抄家斩首，全数都归了皇帝和户部。
三个月来，鹿善继带着锦衣卫，在骆养性的配合下，仅在扬州、南京两地，以查抄阉党的名义抄到的银子，就超过了四千二百万两。
其中拿出一百万两，就地派给了朱燮元充作平定奢安之乱的饷银；拿出五十万两给温体仁，令其在闽浙总督的任上赈济灾民，募民屯垦，并编练总督标营。
当然，崇祯皇帝收到鹿善继和骆养性的奏报之后，也拿出了五十万两给了如今在淮安的漕运总督袁可立，用来募民屯垦，编练漕营。
当然，为了堵住南京各部尚书侍郎和御史言官的嘴，崇祯皇帝很慷慨地拿出了五百万两银子留存在南京户部，由南京户部尚书钱龙锡、新任南京守备太监王之心和移镇南京的锦衣卫南镇抚使骆养性共同掌管。
而剩下的，如今正陆陆续续地从扬州启运，走大运河往京师运来，随同回来的还有巡盐御史、钦差大臣鹿善继。鹿善继是奉皇帝之命回来的。
对崇祯皇帝来说，如今的盐政整顿已经差不多了。他整顿盐政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可就是吃大户，捞银子，采取这种超常措施，尽快筹集到一大笔银子，以应不时之需，如今这个目标早就已经超额实现了。
可以说，鹿善继发挥的作用，已经远远超出了崇祯皇帝把他派出去时的想象。如今财政问题已经不再如历史上的同一个时期那么紧迫了。俗话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鹿善继这样的军事人才，当然不能总是搁在南边帮皇帝捞钱。崇祯皇帝对他自然有更好的安排，那就是蓟辽督师的位置。
至于财政问题，崇祯皇帝有自己更为长远的想法，那就是铸新钱。如今的大明，是铁钱、铜钱、宝钞与银子共同流通，而且银贵而钱贱，铁钱和宝钞更是没有价值。而朝廷印制的宝钞，成了圈钱的一个工具，是明末的一个弊政，百当一都没人要。
朝廷给文武官员们发的俸禄里面，除了一定的折色也即是银子以外，其他的就是所谓的本色，即米、布和宝钞。这也是朝廷上下官员们对皇帝不满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官员们的生活都成了问题，你要求他们清廉如水，他们怎么可能做到。十年寒窗为当官，当了官仍然要忍饥挨饿给皇帝打工，他们的心里怎么会对这个朝廷有感情呢。明末大多数的官员，都是闯来降闯、清来降清，很多就是因为对大明皇帝和朝廷没有感情。而要解决这个问题，提高官员的待遇是最有效的办法，如今通过抄家这个手段，搞到了一大笔银子，除了用作给九边的军队发军饷，另一个应该提上日程的就是给官员们涨俸禄了。这也是堵上朝廷上下文武百官嘴巴的最有效办法。
对抄没贪官污吏的家产，或者抄没阉党、盐商家产这个事情，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并没有一点负罪感或者道德上的不安，毕竟这些人的财产多数，都不是靠正途得来的。但是朝廷之上的其他官员可不这么想，有的是不敢公然说皇帝贪财嗜杀，但有的官员则上书劝谏皇帝亲贤臣远小人，甚至个别的还弹劾鹿善继、骆养性等人，迎合上意、罗织罪名，抢掠搜刮民间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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