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想到原本历史上发生的这些事情，如今这位崇祯皇帝都会心痛不已，而这也是他在军机处，以及讲武堂和近卫军中坚持提倡民族主义思想的的根本原因。
明朝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民族主义的成功之上的。
明太祖讨伐蒙元的檄文，就是明初士大夫阶层民族主义主张的最集中最鲜明的表达，“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句响彻后世的名言，就是在其中最先提出来的。
可惜的是，推翻了蒙元异族的统治之后，经过了二百多年的演变，特别是到了明朝末年的时候，大明南北的读书人已经不再去关注什么华夷之辩了，也不强调华夷之防了，转而只关注起个人及其家族的成功，个人及其家族的富贵荣华。
这些本来应该是华夏民族脊梁的读书人，纷纷以家族取代了民族，将自己家族的利益凌驾于民族的利益之上，只要自己家族得意安享富贵，哪管什么民族的存亡绝续！
一个群体一旦在精神上丧失了最起码的民族主义意识，那么这个群体就绝不可能再有什么民族气节，最后沦为满清铁蹄南下的带路党和走狗帮凶，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过如今的情形正在往崇祯皇帝希望看到的地方转变，虽然他还做不到将整个天下的风气转过来，但至少已经能够影响和改变到自己身边的这些人了。
原本历史上流民领袖之一的李信，现在早已跳出了过去认识上的窠臼，中原人多地少，土地兼并严重，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长城外面不是还有更加广袤的土地吗，辽东半岛之上，朝鲜半岛之上，不是还有数之不尽的良田沃土吗？
你宁肯忍饥挨饿地守着被干旱折磨的死去活来的故土村庄，而不肯冒一点风险，艰辛跋涉到边疆之地开垦耕种，那么你饿死了也是活该！
朝廷开放边疆，鼓励移民屯垦，大量的良田沃土不要钱分给你，同时还开放沿海，鼓励出洋谋生，只要肯出力，总有一口饭吃，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还会因为饥荒而烧杀抢掠，而聚众作乱、占山为王，这在如今的朝廷命官李信的眼中，是绝对的十恶不赦！
这就是原本历史的义军领袖之一李信，在前往朝鲜的途中听闻西北流贼窜晋之后心中涌现出来的想法！
从理藩院副使姜曰广以及随行的锦衣卫副千户乔启泰写回来的奏报之中，了解到李信的一些言行之后，崇祯皇帝由衷地感到欣慰，自己的用心看来的确是没有白费。
不光是李信因为在军机处的舍人生涯，以及这一次经过东江镇出使朝鲜的行程，视野和见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连崇祯皇帝一直有意提防的东林新生代领袖人物张溥，都发生了出乎他意料之外的变化。
在最近收到的姜曰广的正式奏报之中，姜曰广向朝廷请示，说这次出使朝鲜的副使、翰林院编修张溥，请求常驻朝鲜国开坛讲学，并请崇祯皇帝赐给朝鲜一批国子监在崇祯元年新刻印的四书五经、朱子大全。
原来，张溥跟着姜曰广到了朝鲜国之后，因其崇祯元年恩科探花、大明翰林院编修、大明江南士林新晋领袖，以及大明天使的多重身份，很快就受到了朝鲜儒学士林的追捧和膜拜。
而最近几十年在朝鲜大行其道的各个书院，也纷纷请他前去讲学、传道、授业、解惑，而张溥这个人与一般人想法不同，他跟历史上一样，觉得自己肩负着传播孔孟之道的神圣使命，那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生民开太平”。
既然朝鲜国的士林子弟这么热烈地欢迎自己和崇尚儒学，那么他作为有志于“为往圣继绝学”的圣门弟子，自然有责任将儒学在朝鲜发扬光大，教授给朝鲜士林以华夏正统儒学，提升朝鲜国儒林弟子的儒学水平，纠正他们在孔孟之道上的偏颇和错误。
可以想见，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在四月中旬的时候，接到来自朝鲜的这份奏报，内心之中该是有多么的意外和高兴了！
崇祯皇帝对于像钱谦益这样的东林领袖，并没有太多戒心，这样的人不过是政治上的投机分子和变色龙而已，充其量也只能算得上是比较有成就的文人罢了，本身并没有多少政治上的才干和能力。
而张溥这样的人却不十分同。
历史上，张溥没有考中崇祯元年恩科的进士，但却一直以举人的身份活跃在江南士林之中，先是与一批不得志的东林弟子参与组织了应社，后来到北京参加会试，没有考上进士，但是却在南应社的基础上，在京师广泛联络其他的落选举人，又发起组织了一个北应社。
到了崇祯二年的时候，张溥又回到苏州，联络南应社同道孙淳、杨彝等人，然后再次发出大量请柬，邀请天下各地名士一起到苏州聚会，这一次应邀前来的天下儒林名士共有七百余人。
这些士林名流在张溥组织下，于苏州宣誓建立了一个士林联盟，并将之命名为复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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