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下令开工的这个天津船厂，虽然是官办的造船厂，而且是专门为朝廷生产建造远洋海船，特别是优先为海军都督府建造这种被张可大确定为大福级的海军战船，但是这个天津船厂眼下的全部资产，都是来自于皇帝内承运库的投入。
说到底，这是皇家自己的产业。
虽然此时，皇家与朝廷之间在财务问题上分得还不是那么清楚，但是将来这一点是一定要分清的。
而海军的建设与投入，眼下虽然主要依靠皇帝的内帑，但是将来也是要由朝廷拨款投入的。
所以，海军都督府是海军都督府，而天津船厂是天津船厂，天津船厂造出来的大福级海军战船，当然不可能无偿提供给海军都督府，而是要由海军都督府拿钱来购买的。
眼下看，这么做意义貌似不大，不过是左手拿出来，右手收回去，但是现在不分割清楚这个账，将来的麻烦事就会很多。
至于海军左都督张可大将加利恩号这种标准排水量达到了一千吨的红毛夹板船，定为大福级，当然是因为其船体与载重，已经超过了明末时候的福船。
明末时候的中国福船已经看不见五千料的级别了，登莱水师、天津水师、东江水师、觉华岛水师以及舟山水师，其中最大号的福船炮舰，也不过是两千料级别的了。
五千料的福船，也就是被朝廷用作出师海外藩国的封舟的福船，在万历年间的时候，就已经造不出来了。
五千料的福船，听起来很大，当然看起来也很大，但是计算下来，其满载排水量也不过才六百吨上下。
料，不是重量单位，而是容量单位，一料相当于一石，而一石大米的重量约为一百二十斤。
这样换算下来，五千料，就是五千石，合计六十万斤，这个规模看起来很多，但是再换算成吨，也不过三百吨而已。
当然，这个三百吨是当时福船的标准载重量，折算成为满载的排水量，需要翻上一倍多一点。
不过即便如此，五千料级的所谓一号福船的排水量，也只是在六百吨上下。
搁在郑和下西洋的那个年代，也就是十五世纪初期的时候，这个吨位的福船，绝对是能够在海上称霸了。
但是到了郑和下西洋二百年以后，也就是十七世纪的二十年代、三十年代，这个排水量的海船，在西欧那些殖民强国之中，早已经算不上什么大船了。
当然了，据说五千料的福船，并不是最大的郑和宝船，而且据说最大号的郑和宝船，其排水量已经达到了两千五百吨以上。
若真是如此，那么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大明朝海军的优势，就更加空前了。
因为，历史上，直到十七世纪初期西欧各个殖民强国纵横东西大洋的时候，他们的造船技术，也还达不到这个水平。
直到崇祯年间的时候，造船技术最发达的荷兰人，其木制风帆战舰的最大排水量，也就是最大号的上下六层甲板的夹板船，才刚刚超过了一千五百吨的规模。
然而，不管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大明朝的海军舰船达到了什么样的规模，或者说拥有了如何空前的优势，等到了明朝末年的时候，毕竟还是没落了。
五千料的福船，也就是说排水量六百吨左右的一号福船，这个时候都已经造不出来了，就更不要提郑和当年乘坐的超大号旗舰了。
这也是为什么，张可大到了天津船厂之后，将仿制加利恩号荷兰夹板船的未来海军战船，定为大福级的原因。
虽然这种夹板船，此时已经不是最先进，最强大的夷船了，但是巨大的船体，巨大的载重，却比眼下大明朝南北方水师船队中排水量在三百吨左右的两千料福船规模大了一倍还多。
张可大亲自带着崇祯皇帝的旨意，来到天津，除了亲自向沈廷扬交代定购十艘大福级战船的事情之外，还给天津船厂，带了皇帝的一系列任命的官凭文书。
出身于福建莆田平海卫世袭千户的黄斌卿，跟了沈廷扬之后，深受沈廷扬的信重，被沈廷扬举荐任命为天津大沽口造船厂提举，而沈廷扬的大外甥黄仲荣以及亲自招徕的陈仲官，则分别被任命为左右副提举。
来自荷兰的传教士范德烈，则成为了天津大沽口造船厂的通事。
来自热拦遮的破产商人范弗里特，也成为了天津大沽口造船厂里面所有红毛番的甲必丹，即队长，也即captain。
与此同时，来自热拦遮的托马斯-德莱福尔，成为了天津大沽口造船厂的大匠师，而来自泉州的陈氏兄弟之中的老大陈胜官，则成为了小匠师。
这个所谓的大匠师、小匠师，则是宋应星等人主持的工学院，在开办了之后，授予其第一期毕业学员的官身。
匠人的称呼在中华自古以来就存在，什么石匠、木匠、铁匠等等，有着各种分类，但是在匠人行当里面，除了师傅与学徒的分别之外，却没有类似与童生、秀才、举人、进士这样一种可以递进向上的等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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