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公司自从成立之初，就垄断了大明朝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之间，除了东番岛之外的全部贸易，所得的利润自是极为可观。
也因此，到了崇祯三年七月的时候，只是短短半年多过去，吴惟华就撺掇着监事内臣高起潜，给皇帝写了密报，请求崇祯皇帝传谕南京户部尚书苏茂相和两广总督王之臣，允许葡萄牙人的商船停靠广州港，并且让南洋公司垄断与葡萄牙人在广州和濠镜澳的贸易。
荷兰人与大明朝的贸易地点，一开始是在澎湖，后来改为大员，也就是荷兰人所盘踞的东番岛南部地区。
现在，郑芝龙与荷兰人的战争虽然早就停止了，但是郑芝龙却并没有退出大员地区，相反，他还在大员地区修筑了大员城，让自己的亲弟弟郑芝豹率军驻守此地，以免荷兰人再次从一鲲身岛上的热兰遮城渡海登陆。
而相应的是，作为从荷兰东印度公司购买加利恩号远洋夹板船的条件之一，崇祯皇帝同意荷兰人的商船在开海通商的广州港停靠，与南洋公司贸易。
因为垄断了与荷兰人在广州港的贸易，南洋公司获利巨大，吴惟华也好、高起潜也好，包括东厂出身的张祥，对于跟红毛夷人之间的通商充满了兴趣。
等到云集濠镜澳的葡萄牙人，一提出前往广州港贸易的要求，吴惟华等人立刻就答应代为申请。
之前与濠镜澳葡萄牙人的贸易，更多的是走陆路。
如果可以直接让葡萄牙人的商船驶入广州港，那么载货量与贸易额都会大幅攀升，利润自然也就更多。
对于吴惟华、高起潜等人的想法，崇祯皇帝稍稍考虑了一下，就同意了。
反正南洋公司的收入属于内务府的内承运库，也就是属于崇祯皇帝自己的内帑。
至于原本广州等地做海贸的海商，要么自行前往濠镜澳、满喇甲、热兰遮城、圣萨尔瓦多、圣洛伦佐甚至巴达维亚，与葡萄牙人、荷兰人进行贸易，要么就将自己的货物交给南洋公司，由南洋公司这个“二道贩子”经手贸易。
由南洋公司代理贸易，对于两广地区的许多海商们来说，当然意味着原本属于自己的一部分利润，今后要由南洋公司拿走，但是这样做却也有个好处，那就是安全，没有太大的风险。
后世广州着名的十三行，干的就是这样的中间商买卖，他们垄断了当时中国与外国商人之间的贸易，即便是向朝廷交了重税之后，仍然个个富可敌国。
这样的好事，崇祯皇帝当然要先抓在自己的手中了。
与此同时，从南洋公司的垄断贸易中看到了巨大商机的张彝宪，也在七月末的时候，趁着周皇后喜得皇子代表宝和公司向宫中进献宝物的契机，说动了周皇后向皇帝递了一句话，使得宝和公司顺利获得了在登州港与荷兰人、葡萄牙人贸易的垄断权。
也就是说，来往登州港的荷兰商船与葡萄牙商船，只能与宝和公司在登州港的商行，或者获得宝和公司代理权的商行进行贸易。
这也正是吴惟华、高起潜等人掌管的南洋公司，在广州大获成功背后的特权。
这个张彝宪，在历史上曾以懂财计而知名，历史上的崇祯皇帝曾经让他当了总理户部与工部事务的中官，并因此在朝中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这一世，崇祯皇帝虽然没有那么重用张彝宪，但却也并没有像对待同为潜邸老人的徐应元、杜勋那样，找个机会将之处死，而是经过考察之后，还是渐渐地用了起来。
崇祯三年初，崇祯皇帝将宝和公司从东厂日益庞大的势力之中拆分了出来，并让张彝宪主持了这项事务，同时也提拔他担任了宝和公司的掌事太监。
宝和公司的前身，是天启皇帝时期的宝和三店，经过东厂连着几年来的抄家行动，除了大量的田产宅院变卖为银子直接纳入内承运库之外，宝和公司所拥有的各类商铺、店面、酒楼、作坊，以及珠宝字画、珍宝古玩等东西，真是包罗万象，应有尽有。
经过大半年的人事调整与统计核算，张彝宪从东厂接手的属于宝和公司的各种资产，几乎遍布原来大明朝的南北两京十三省所有的通衢大城，估值更是在千万两白银以上。
这么大的家业，掌握在张彝宪这个掌事太监的手上，既让他振奋，又让他感到空前的压力。
宝和公司不是别人的产业，而是皇家自己的产业，更是后宫之中两个皇后，即天启皇帝遗孀懿安皇后与当朝周皇后，以及几个妃嫔直接参与持有的产业。
宝和公司上面，不光是有内务府，还有宫正司，内部更是不知道被方正化留下了多少或名或暗的东厂探子。
这个情况，让张彝宪不敢掉以轻心，事事以赚钱盈利让帝后和诸妃们满意为第一考虑。
作为一个以懂财计知名的内臣，张彝宪深知南洋公司成功的秘诀，所以在正常经营宝和公司遍布各地的庞大产业的同时，也把目光瞄准了海贸，而且是垄断性的海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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