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崇祯皇帝在与贵妃海兰珠说开了一些话之后，就派出了自己身边的亲信，即御前侍从武官杨振与邓天河，带着海兰珠与满珠习礼预备的书信和信物，在满珠习礼原来的科尔沁侍从头目哈斯干的带领下，离京公干去了。
杨振与邓天河比起崇祯皇帝来还要年长几岁，但是在崇祯皇帝身边担任侍从武官的时间越长，就越是对这个年轻的皇帝充满敬意。
他们两人的出身与家世，与贺赞、侯拱极这样的人比来说，当然算不上多么显赫，但是与黄得功、虎大威、猛如虎这样纯草根出身的人比起来，却也算是出身于大明朝的武官世家了。
这些出身于中低阶武官之家的年轻人，从小跟着父辈混迹于行伍之中，冲锋于两军阵前，比起那些高高在上的勋贵将门子弟来说，自是少了不少纨绔子弟的习气，多了不少征战沙场建功立业的铁血豪情。
与此同时，比起那些纯草根出身的年轻人来说，又多了不少来自父辈身体力行的言传身教和远见卓识，也多了一份来自祖祖辈辈的对于皇帝的忠诚。
不论是杨振在历史上的被俘不屈而死，还是邓天河在历史上壮烈战死于敌军重围之下，都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崇祯皇帝将这些年轻的将领，提拔汇聚到自己的身边，并不是要把他们作为人质，来控制或者制约他们的父辈那些大将。
当然，这么做，也不只是为了打破文武殊途，提升武将的地位。
崇祯皇帝让他们跟着自己上朝也好，让他们跟着自己会见各种文武大臣也好，主要是为了让他们开阔眼界，增长见识。
一方面，可以就近随时教导，让他们知道自己的一些思路想法，培养他们的大局观，拉近他们与自己的距离，提升他们的忠诚度。
另一方面，也让他们了解京师朝堂之上的一些情况，以便于将来让他们这些人替自己独当一面镇守四方。
不能不说，这样的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如果不是陆陆续续派出去的这些人，崇祯皇帝又如何能够对近卫军所辖的各镇大军，以及对僻居东北遥远的图们镇守府和西北遥远的九原镇守府、朔方镇守府完全放心呢？
让这些经过自己的观察，并从自己身边派出去的武将，直接担任一方镇守，总比派一些太监去当监军好上一些吧！
因为这些从自己身边出去的武将，不仅拥有武将的身份，而且也拥有武将的眼界与威望，同时还有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对自己的忠诚，对自己思路的了解，以及自己对他们的信任。
这样一来，君臣互不猜疑，自然更有利于他们这些人将来在外开疆辟土，建功立业。
就在崇祯三年最后一个月的月初，即腊月初二的清早，杨振、邓天河以及哈斯干等人，带着恒兴公司由百余头骆驼和骡马促成的商队，从张家口出关北上了。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他们要顶着塞北凛冽的寒风，一路往北，途径已有官军驻扎的张北堡、平定堡，还有多伦部的多伦诺尔城，直到抵达西拉穆伦河的上游，然后转往东去，沿着西拉穆伦河冰封的河面往东，直到在抵达库伦堡之前，再转道往北。
最终在哈斯干的带领下，前往科尔沁左翼蒙古人驻牧的查干浩特以北地带。
崇祯皇帝之所以让他们走这条路，而不是走别的路，比如说通过古北口，经热河、乌兰哈达或者营州（三座塔，即后世辽宁朝阳）北上，就是希望与科尔沁联络的这件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尤其是在这件事情办成之前，知道的人越少，阻力就越小。
崇祯皇帝倒并不是担心自己派人联络科尔沁左翼蒙古人的事情，被建虏后金国的探子们打听到。
这样的事情，若是被建虏后金国的探子们打探到了，或许效果会更好也说不定。
当然了，以如今大明朝对后金国的封锁举措，以及大明军队在塞北的苦心经营，建虏后金国的探子们真想要打探到这个消息，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崇祯皇帝所担心的，其实还是大明朝朝堂上那些喜欢吹毛求疵的清流文官们，特别是都察院、六科廊的那些御史言官。
他这么做，只是不想在这件事情八字还没画好一撇的时候，自己这边的朝堂之上就先吵成了一锅粥。
特别是这件事情，涉及到了兰贵妃海兰珠，崇祯皇帝不想给刚刚生了孩子的海兰珠再增加朝野舆论所带来的种种压力。
还好，如今，每当到了年底腊月里的时候，大明朝的京师朝堂上，人人关注的焦点，都是正月初一大早在紫禁城三大殿之首皇极殿内举行的正旦大朝会。
因此，对于崇祯皇帝悄没声息地派了前侍从武官等人前往张家口公干的事情，关注的人并不多，而知情的人就更少了。
皇极殿的正旦大朝会，通常要到正月初一的大清早才举行，但是每年到了腊月上旬的时候，各项准备的工作就已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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