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礼监新晋随堂太监王坤，冒冒失失地在皇帝面前提了一次建议。
他本以为这是投皇帝之所好，而且在他看来，这也是一次获得崇祯皇帝器重与赏识的机会。
但却没有料到，崇祯皇帝不仅没有接受他的这个建议，而且看起来还相当反感这个建议。
这一点，直让王坤心里后悔不跌，知道自己还是没能沉住气，这一次怕是犯了皇帝的忌讳了。
不过崇祯皇帝的心思如此难以琢磨，倒也给这个后世以阴险狡诈而着称的太监，提前敲响了警钟，让他知道，他过去习惯的那一套做法，在崇祯皇帝面前并无作用。
且说这次春闱期间，崇祯皇帝最后一次亲自前往贡院考场的念头，因为这个太监王坤的自以为是，而打消了，但是他对这次春闱的关注，却并未受到影响。
由朝廷礼部每三年举办一次的贡院会试，历来都是大明朝选拔天下官员的所谓抡才大典。
会试之后，那些被选中的贡士们，或者说准进士们，除非在殿试之前犯下了什么大逆不道之罪，否则在接下来的殿试之中，是不会被皇帝淘汰掉的。
所以，只要通过了会试，能够成为贡士，就注定要成为大明朝朝廷或者地方的官员和准官员。
对于这样一群将来要为自己效力的士大夫阶层中的精英群体，崇祯皇帝也不可能不重视。
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对于明末的科举制度自然有着许多不同的想法，比如八股文的问题，比如死读书的问题，比如缺乏各种科学知识的问题，等等，他都想做出某些改变。
但是，他的所有想法，不管是改革科举的内容，还是改革科举的形式，都只能留待将来和以后慢慢去做。
因为他很清楚，科举制度几乎涉及到了大明朝上下所有读书人的根本利益，是一个绝对不能轻举妄动的禁区。
在你没有树立绝对的权威，也就是说当你还没有绝对的把握之前，绝对不能轻易去否定它。
而且，在如今的这位崇祯皇帝眼中，持续存在了上千年的科举制度也并非一无是处，并不是非改不可，更不是他应付眼前局面的当务之急，完全可以留待以后再说。
比如说，留待消灭了建虏这个威胁之后，再着手调整不迟。
因为，真正到了那个时候，崇祯皇帝也就有了可以改革科举制度的绝对权威了。
就在崇祯皇帝的默默关注之中，崇祯四年的春闱结果，顺利出炉了。
这一次的春闱，从崇祯四年三月二十一日的清早卯时下场，期间历经了三场考试，累计九天的时间，直到崇祯四年三月二十九下午申时三刻，方才真正宣告结束。
原本的历史上，崇祯四年的春闱录取了三百四十九名进士，其中一甲三名，二甲共计六十七名，三甲共计二百七十九名。
这一世，崇祯四年的春闱自是大为不同。
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在招录的名额上面，继续延续了元年恩科的思路，依然放宽了录取的门槛。
而且之前，崇祯皇帝在恩准朝鲜士子加入北榜录取的同时，为了安抚大明朝的北方士子之心，又为北榜增加了十个名额。
这样算下了，崇祯四年春闱录取的名额，将达到了创纪录的五百一十个，注定了会成为大明朝建立以来，截至目前，贡士录取人数最多的一科。
这一点，当然也是如今这位崇祯皇帝的一贯套路。
在他看来，大明朝的读书人们，其实并不是很难对付，只要给他们官做，他们就会老实听话。
因此，对皇帝来说，要想把读书人这个群体，或者说把更多的士大夫群体，牢牢地绑在自己的战车之上，最好的做法，莫过于将读书人中的英才人物，尽可能多地拉拢到大明朝的官僚体制之中来。
就像当年将张溥、夏允彝、吴伟业等人提前了好几年招录为进士的做法一样，这一次，崇祯皇帝还是这样的打算。
因为这样的人物，比如说张溥、吴伟业、夏允彝这样的人物，把他们弄到大明朝的官僚队伍之中以后，可以名正言顺、光明正大地摆布。
比如说，让张溥去朝鲜常驻，让吴伟业到琉球常驻，还有让夏允彝到云贵去任职，以及让史可法到山西去任职等等。
让他们去，他们就得去，而且不去还不行，真要是宁肯辞官也不去，那可不光是抗旨这一条罪名了。
对他们来说，最致命的恰恰还是违背了他们自己到处公开张扬和传播的东林信条。
这些人在民间的时候，总是召集书生聚会，议论朝政，指摘朝政得失，认为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说来说去好像就他们行。
那么现在给了你施政的机会，给了你治理地方的机会，若是你不去，或者去了干不好，你还有什么脸面有什么底气，再去对大明京师的朝政得失指手画脚？
正所谓，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早点把这些人弄到体制内，让他们到地方上去任职，用繁琐的政务将他们牢牢捆住，分散他们的联系，消耗他们的精力，让他们没有时间天天无病呻吟，可比留着他们在地方上乱发议论，要好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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