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二个人散了。不是一下子散开的，是慢慢散开的，像一块冰在温水里融化，从边缘开始，一点一点地，变成水，流走了。有人去了厨房，有人去了帐篷，有人去了营地边缘的土堆，有人去了针叶林里的那棵落叶松下面。他们去的地方不一样，做的事情不一样，想的事情不一样。但有一件事是一样的——他们都在想秦渊说的那句话。
“下次，我们要自己拿。”
不是“我要”，不是“你要”，是“我们要”。
在俄罗斯的营地里，那个穿着深绿色作训服、戴着蓝色贝雷帽的少校，站在指挥帐篷的门口。他的手里拿着那个木盒子应该放的位置的空气——盒子已经不在了，桌子上只剩下一个方形的、比周围的灰尘颜色浅一些的印子，像一个被拿走了的照片在墙上留下的痕迹。
他的旁边站着一个年轻的中尉，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文件夹里夹着这次行动的报告——谁去了哪里，谁做了什么，谁成功了，谁失败了，谁拿到了什么，谁丢掉了什么。中尉在等少校的批示，但少校没有在看文件夹。他在看桌子上的那个方形的印子，看了很久。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不是俄语，是英语。他知道在这个营地里，有太多不同国家的人，说太多不同的语言，英语是唯一的、所有人都能听懂的、不需要翻译的语言。他说的是：“他们从北边进来的。穿过针叶林，翻过栅栏，从帐篷的北墙钻进去，拿了盒子，从南墙钻出来，翻过栅栏，跑回针叶林。全程——”他停了一下，在计算时间，“不到十五分钟。”
中尉的笔在纸上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写。
少校说：“他们的指挥官，是那个跳伞落在木桩旁边的人。”
中尉抬起头看着他。少校的脸在灯光里是深红色的，不是因为热，是因为他的皮肤在寒冷的风里被吹了一天，毛细血管扩张了，脸上像涂了一层薄薄的红漆。他的眼睛是浅灰色的，浅到几乎透明，像两块薄薄的冰。
“那个人的名字，查到了吗？”
中尉翻开文件夹的另一页，念了一个名字。不是中文的名字，是拼音，是罗马字母拼写出来的、试图还原中文发音的、在不懂中文的人听来只是一串毫无意义的音节的字母组合。中尉念得很别扭，舌头在嘴里打了两个结才把那几个音节挤出来。
少校听了一遍，嘴唇动了一下，试图复述那个名字。他的舌头也在嘴里打了结。他没有再试。他不需要念出那个名字，他只需要记住它。他把那个名字在心里默念了两遍，用他自己的方式，用一种只有他自己能听懂的方式，把它折好了，叠好了，放进了大脑里的某个抽屉。那个抽屉里有其他名字——有他尊敬的人的名字，有他害怕的人的名字，有他想打败的人的名字。
秦渊的名字，现在在那个抽屉里。
他转过身，走进帐篷。帐篷的北墙上，在帆布和地面之间，那道十厘米高的缝隙还在那里。他蹲下来，看着那道缝，看了大概两秒。然后他站起来，走到桌子旁边，拿起对讲机，按了一下通话键。
“北侧栅栏，加双哨。指挥帐篷的四周，加巡逻。所有帐篷的底部，用沙袋压死，不留缝隙。”
他把对讲机放下，走到帐篷门口，撩开帘子，看着外面。
阳光从西边照过来，把他的影子投在帐篷的帆布上，影子是长的，黑色的，像一个被拉长了的、扭曲了的人形。他看着针叶林的方向，针叶林在营地的北边，墨绿色的，在阳光下闪着暗沉的光，像一道巨大的、沉默的、永远立在那里的墙。
在那道墙的后面，有三十一个人。
在他们自己的营地里，有三十一个人。
在秦渊的帐篷里，有他的木盒子。
他闭上了眼睛。不是累了，是把眼睛闭上之后，大脑可以更好地处理视觉信息——不是处理正在看到的，是处理已经看到的。他的大脑在回放，回放他从指挥帐篷里冲出来的那个瞬间看到的画面：三十一个穿着灰绿色作训服的人，朝着北侧栅栏跑去，最前面那个人，腋下夹着一个深棕色的木盒子。那个人的步幅，那个人的摆臂，那个人的头的角度，那个人的背的弧度。他把这些细节全部记住了，存储在大脑里，像一台录像机把一段视频存进了硬盘。
他睁开眼。
“下次。”他说。说得很轻，轻到只有他自己能听到。
在德国的营地里，一个穿着卡其色作训服的上校站在帐篷外面，手里拿着一杯咖啡。咖啡是热的，热气从杯口升起来，在他的下巴周围形成了一小团白雾。他的脸上没有表情，但他的眼睛在看着一个方向——华国营地的方向。
他的副手站在他旁边，手里拿着分数统计表。副手的嘴在动，在念每个国家的得分情况。念到中国的时候，他的语气没有变化，和念其他国家的分数一样，平铺直叙的，不带感情色彩的，像一台机器在播报天气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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