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微上午开完新闻发布会，下午就走了。
临走给王大伦打了个电话，说是在新闻发布会的现场把自己弄的特惨，看上去特可怜。道歉非常诚恳，几次站起来对准摄像机的镜头向全国人民道歉，还极其深刻地剖析了自己在历史知识方面的不足，表示今后一定加强学习，争取做一名德艺双馨的演员。
当然她也不傻，虽然未指名道姓，但还是隐晦地指出了杂志社方面的猫腻，给到场的记者留足了浮想联翩的空间。
开完新闻发布会，用她的话来说，自己能做的都做了，至于事情后期发酵成什么样子，只能听天由命了，与其在这里被记者到处追，还不如回新.疆继续拍戏呢。
果然，当天的晚报、京城电视台的娱乐新闻以及第二天的报纸都纷纷报道了新闻发布会的情况。媒体的态度较之前转变了很多，大部分都对赵微的道歉表示了肯定，同时把矛头指向了杂志社。但还有少部分依旧揪着赵微穷追猛打，当然这里面的猫腻不言而喻。
网上也基本上分两拨，一拨和大部分媒体一样，把矛头指向杂志社，但另一拨在水军的煽动下，变本加厉地攻击赵微。
尽管这种结果还不算理想，但较之前全国上下一片的声讨，情况已经有了明显的好转，王大伦给她出的这个主意算是成功了，当然也离不开赵微的“演技”。
其实这种道歉也不能说赵微作假，毕竟作为公众人物穿错了衣服，受到批判，那绝对是活该，道歉是必须的，加强学习也是为了今后能多长个心眼，少给别人使绊的机会。但同时为了平息公众的愤怒，适当的表演也是必须的。哪怕是那些被官方认定的“德艺双馨的艺术家”在面对镜头时的那些豪言壮语，你敢说他这不是表演吗？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第二天杂志社不得不出面向公众道歉。两天后，有关部门这时也适时介入，约谈了这家杂志社的负责人。
不知道是慑于有关部门的压力，还是做贼心虚，杂志社负责人被有关部门约谈后的第二天，负责这个栏目的策划人，也就是给赵微挖坑的那个姓周的女人被迫引咎辞职。
作为这次帮赵微渡过危机的狗头军师，王大伦自然是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按部就班的继续拍着《井盖儿》，而且拍摄进程非常顺利，他算着大概到这个月中基本上就能杀青了。
他算了算，算上年初拍的《海鲜》，他今年足足拍了四部电影外加一部电视剧，这是他自从影以来最辛苦也是最高产的一年。即使不算《海鲜》，片酬收入加起来一盒突破了八十万。是时候该歇歇了，到时候就陪女朋友一起去香港旅游血拼，岂不美哉！
…………
“我是个穷学生，实在没有多少钱。”
这是李阳和刘青邦在一家小酒馆里第一次见面说的第一句话。
那时他刚从德国回来，确实没有多少积蓄。
作为一名1985至1987年攻读京城广播学院电视系导演专业；1988至1990年就读于西柏林自由大学艺术史系；1990至1992年就读于慕尼黑大学戏剧系；1992至1995年就读于科隆影视传媒艺术学院电影电视导演系，获视听传媒学硕士学位，差点成为一名职业学生，又在德国电视台拍了三部纪录片，理论和实践知识都相当丰富的导演来说，当他第一次看到刘青邦发表的中篇小说《神木》，就认为这是一部能改编成电影的极好的作品。
他托人千方百计地把刘青邦约出来，大谈自己的感想和打算。刘青邦终于被他的真诚和执着打动了，用刘青邦的话来说：“现在还有多少知识分子在承担责任？太少了，李阳非常不容易。”
于是便把自己这部小说的改编权和电影版权交给了他。
为了改编剧本，李阳到宁夏和河南等地的煤矿实地生活，矿主以为他是记者，掏出枪顶着他。
矿工们这样描述矿难，“两块石头中间夹了一块肉。”他们对于自己的命运，很淡然，生活就是如此，吃饭要钱，孩子上学要钱，没别的活路。死了，就死了。
这种生活震撼了他，他发誓一定要把电影拍出来。
“我没有钱，拍电影的钱几乎全是借的。”
这是李阳和副导演鲍震江见面时说的话，同时奉上自己刚刚改编完成的剧本。
看完剧本后的鲍震江既震惊又感动，用他的话说：“在电影圈几乎没有人用自己的钱拍电影，只有李阳！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又是这么好的本子，没有钱就没有钱，拍了再说。”
然后李阳又用同样的方式忽悠了另一位圈内的理想人士——刚刚凭借《海鲜》成名的摄影师刘勇红。他在德国看过《海鲜》，非常欣赏《海鲜》中那些近乎凝结的镜头，冷静又残酷地旁观着一切。
眼下李阳正在考虑是不是用同样理由去忽悠一位演员。如今他和鲍震江、刘勇红组成的草台班子正在攒组和遴选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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