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大宋朝廷的指责，穆栩一方自不甘示弱，赵楷第一个站出来，对穆栩软禁赵佶一事，进行了辟谣和回击。
穆栩的作法就更简单了，他特意找了个风和日丽的一天，请赵佶于城外行猎，用实际行动驳斥了赵桓的说法。
而且趁着双方打嘴炮的功夫，穆栩已开始暗中调兵遣将，对大举攻宋进行最后的部署。
在与手下众臣经过一番商议后，穆栩制订了一个，与历史上金人第一次南下时差不多的计划，那就是分东西两路同时攻打大宋。
东路军不用多说，自然由穆栩本人亲自统领，率主力八万大军，从燕京、涿州出发，利用河北一马平的地势，直取大宋国都东京。
西路军则由镇守飞狐的朱武统领，他将率飞狐口原有的两万人马，以及征召的三万民兵，从雁门关南下，攻打河东要地太原府。
为了防止在征宋期间，金国跳出来坏事，穆栩在长城燕山一线，自东往西的雄关要塞上，同样布置了重兵防守，且每个关口都安排了悍将负责。
在人事安排上，由于和西军达成了妥协，以及有府州折家威慑西夏，是以在西边减少了防守压力后，穆栩便稍稍做了些改变。
他将乐和从云州调回身边，作为随军参赞，任命许贯忠为燕云留守、闻焕章为副留守、石宝为幽州都统。
前两者管理政务，并负责大军南下的物资调配。至于军事方面，穆栩此次全权交予石宝统管，由其负责应对金国的威胁。
可以这样说，如今穆栩一方已算的上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就在穆栩紧锣密鼓做着最后准备时，大宋一方并非毫无察觉。
虽然穆栩听从王寅的建议，扣住了吴敏一行，但如此大规模的兵马调动，自然做不到悄无声息。
紧邻穆栩治下的宋朝州府，在探得这些军事情报后，提醒和求救的公文宛如雪花一般飞向开封，令赵桓君臣头大无比。
只不过有些事情，并不是事先得到风声，就能作出有效的应对，大宋朝廷就是这种情况。
在得知穆栩可能要发兵南下的消息后，赵桓连着召开大朝，与满朝文武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只定下了，从东京选拔禁军北上增援的措施。
而大宋朝廷之所以在面临外敌入侵时，会表现的这般失措和迟钝，用一句老话便可概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众所周知，在历代王朝之中，大宋是出了名的三冗两积严重。
从赵匡胤建立大宋开始，再到宋神宗继位，近百年的时间，看似繁华的社会之下，实际上却是日益加重的冗官、冗兵、冗费现象，以及由此带来的中下层百姓的积贫积弱。
大宋后期的统治者，并非没有想办法对此进行补救，着名的王安石变法，就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而在王安石背后推动此事的，正是十九岁登基的宋神宗赵顼。
初登大宝的宋神宗彼时踌躇满志，面对开国百余年危机四伏的宋朝，他怀着一腔热血，想要拯救这个积重难返的国家。
作为一国之君，自不能大小之事皆亲力亲为，所以在实施变法之前，有两个人进入了宋神宗的视线，王安石和司马光。
司马光主张节流，王安石倾向于来源，二人变法思路完全相反，神宗最终选择了王安石，司马光则成了反对派。
一般而言，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富国的措施包括青苗法、免役法等，强兵包括保甲法、将兵法等。
在变法初期，这些政策的确对大宋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果，使得国库充盈、对外战争胜利，国家开疆拓土。
但在农业社会的宋朝，国民经济是相对稳定的，国家一旦富了，那就意味着地主阶级和百姓穷了。
因此，变法从实行的那一刻起，就遭到了守旧派的强烈反对，在这些人的煽动下，民间非议极大。
为了平复民怨，宋神宗将王安石等变法官员贬官背锅，抛开变法派，亲自掌舵继续推行变法。但后期由于对外战争的失利，导致国家损失了几十万将士后，宋神宗大为受挫，最终英年早逝。
在后世的认知里，这次变法是完全失败的，因为在教ke书里是这样记载的：公元一零七六年王安石罢相，宋神宗依旧坚持变法，但却举步维艰，直到三十八岁去世，其后八岁的宋哲宗赵煦继位，高太后认命司马光为相，尽废新法，史称元佑更化。
在高太后的主导下，司马光等人致力于恢复祖宗旧制，前后历时九年，此一时期改革派人士几乎全招贬职。蔡确、章惇等被贬至岭南，开启北宋贬官至岭南的先例，以及党争的先河。
可书里却没写，在高太后过世后，十六岁的宋哲宗在元佑九年亲政，重新任用章惇为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恢复宋神宗的新法，史称“绍述”，意为继承，曾布用为翰林学士，张商英进用为右正言。
章惇当政期间，对元佑诸臣大肆报复，以“抵毁先帝、变易法度”的罪名，剥夺了司马光、吕公着的赠谥，绝大部分的旧党党人都被放逐，贬到岭南等蛮荒地区，又企图追废高太后，为哲宗所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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