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内廷，税收归国库，利润归内帑，户部掌审计……”
天子印玺盖上，一封圣旨，亦是彻底拟定，只待下发，便正式拥有大恒的法理大义，成为毋庸置疑的制度。
天子靠坐龙椅，目光却是定格在这封圣旨许久。
一切皆如预想中进展，大恒打天下那些年留下的诸多隐患，亦是在这短短大半年中，便解决得差不多。
而这一封圣旨，自然是代表着引起这场风暴的内廷商行钱庄的未来道路。
依旧归属内廷，税收归于国库，但户部，却拥有审计职权，即对钱庄商行的经营决策，上缴税赋利润等等一切皆有审计之权。
如此，钱庄商行虽属内廷，但实际上，自然是由内廷与户部共掌，户部参与其中，那自然而然，朝堂三法司，便享有监察职权。
当然，这自然只是表面，如此定下制度，也就意味着将钱庄商行正式纳入了九品十八级的统治体系之中。
而非以往单纯属于内廷，只是一个大号的皇家产业体系。
而其中相当一部分的职权，也都弥补给了此地军政分离之策利益受损的武勋。
总体而言，这个钱庄商行的国有金融商业体系，在这一次的风波之后，俨然从皇权独掌，宦官职权的根本，变成了文武尽皆参与其中，互相制衡，宦官的存在，则和现如今的朝堂一样，只是两者之间的缓冲，调和群体。
毫无疑问，这一次，虽未曾解决天子一直以来对国有资产必然糜烂腐败的心病。
但却是将宦官尾大不掉的可能性避免，同时也避免了未来后宫借助宦官影响钱庄商行而干政外朝的可能，也避免了外戚借助后宫而势大的可能，同时也很好的避免宦官损公肥私的程度。
好处多多，但显而易见的是，坏处也多多。
仅仅是文官势力大涨这一点，就是天大的弊处。
大恒几乎是全盘接受了大明的一切，纵使他多有改制，但制度的核心，还是大明那一套。
核心是大明那一套，那文官势大，也必将是必然，文官一旦势大，那就必然重蹈前明覆辙。
所谓以史为鉴，可以明兴衰。
大明灭亡的教训近在眼前，天子自然是要极力避免重蹈前明之覆辙。
而这一点，不可否认的是，历史上的满清，做得极好！
几乎完美总结了大明灭亡的教训，针对性的制定了各种措施来避免大明灭亡教训在满清上演，并且严厉实施，纵观满清一朝，若只论对天下的统治而言，不可谓不完美，甚至可以说是青史之最！
纵观青史，也没有那个王朝，对天下的统治，能够做到满清的地步。
当然，这个巅峰的统治，是宁给友邦，不予家奴，是把历朝历代皆高傲的文人士绅，武人将领，乃至天下百姓当做家奴换来的。
大恒为汉人王朝，满清统治天下的种种有力措施，哪怕再好用，大恒显然也不可能用。
当然，天子自然也不可能什么都没有做，如打压宦官，限制宦官势力，如扶持武勋，如改革儒家道统，掌握意识形态的解释权，如改革财税，以及如今改革里甲，增强对基层的控制力，打压地方士绅……
如改革教育体系，从根源上解决地方染指中枢权利，如禁止官员结党，禁止官员私下聚会，禁止士子会盟结社……
而经过这大半年的风波，以往的种种隐患解决，大恒的重心，彻底转入治天下的阶段，天下形势，无疑已经很是清晰。
即，朝堂与地方的文官体系，已然彻底恢复正常。
文官牧民，武勋掌军，内廷为缓冲调和。
军政已经分离。
大恒原本畸形的统治体系，已然恢复正常，统治秩序，也已经步入了正轨。
以后的重心，就是在这个正常的统治体系之中，一点点的调整，一点点的修补漏洞。
而这其中的重心，则只有一点，那就是在大恒的战争机器彻底迈向海外之前，尽可能的压制文官士绅。
大恒的武勋虽势大，可武勋之所以势大，其源头是连年的战争，造就了武勋的势大。
但显而易见的是，战争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的主旋律，治国，才是国家的主旋律。
而治国，显然只能靠文人，农也好，商也罢，主体都是文官士绅……
天子轻轻在桌面上敲击着，眸中的思索之意，很是清晰。
许久许久，天子似乎才稍稍回过神来，目光挪转，定格在一旁的二德子身上：“将此旨意送至户部。”
二德子恭敬上前，将圣旨小心收起，朝天子一拜后，才告退而去。
天子沉吟片刻，目光在殿中流转，最终，却还是回归到了桌面上堆砌的奏本之上。
较之往年，这昭武五年的奏本，明显要多出了许多许多。
而其中原因，自然是因江南收复，半壁天下纳入大恒掌控的原因。
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福建，小半个两湖之地。
如此浩瀚的地域，虽在昭武四年之时，便已经平定大半，但江南之地，数百年的惯性，太大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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