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气象中心的首席科学家大卫·古德伯格教授放下手里的资料，环视众人，出声道：“现在形势比较严峻，时间也很紧迫，大家都轮流说说最近取得的研究成果。霍兰德教授，从你开始，按座位顺时针发言。”
霍兰德教授脸有难色道：“我在上个月已邀请到牛津大学在泛函分析、概率统计、数学建模方面最负盛名的来纳斯·里德尔教授团队，协助进行当前气象预测模型的改进，但里德尔教授在参与两周后就表示数据太过庞大杂乱，最近这个月只初步完成了数据的初步梳理与很基础的分析，尚未来得及进行数据建模。而且他也坦言不擅长气象方面的建模，最快也要一年左右，才能取得比较明显的成果。”
一年左右？还是最快？到时黄花菜都凉了！
大卫·古德伯格教授失望地点点头，看向下一位教授。
那位教授也无奈地耸耸肩膀：“巴黎高师的托尔维·萨尔加多教授目前加入‘TYA极端高空气象预测模型’团队已有三个月了，也还处在梳理当前模型的数据结构之中，我昨天问他什么时候能有大的进展，他也表示无法给出明确的时间节点。”
大卫·古德伯格教授将希冀的目光落到第三位教授上：“怀特教授，你和哈尔教授联合对目前应用较广的‘托森大气湍流模拟系统’进行优化修改，上次说有37%的成功预测概率了，现在是否已将准确率提升到了50%以上？”
怀特教授愧然道：“很抱歉，上次的结果只是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因为影响到极端气流的因子太多，每次的因子权重都在变化，我们最近的预测准确率一直在10%-29%之间浮动，那次37%是带着运行成分的结果……”
“我们这边的进展同样不容乐观，对于航班导航的升级面临着硬件感应器与芯片性能的限制，无法完全应用N-S方程的通解成果，实现更优的航班自动避险操作。”
“近来这些极端的高空气流多了很多不可预知的因素，尤其是今年夏天的持续高温加剧了大气环流的温度梯度，气压水平分布在热力和动力因子作用下，对平流层的气流稳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这在某些程度上与我们的理论认知存在差距，我们在对基础理论进行优化完善之前，很难得出有效的结论……”
“难，我们的团队目前已失去了信心。时间实在太紧张了，如果给我们半年左右的时间，应该能有一定的成果。”
“……”
听罢众人的回复，大卫·古德伯格教授原本就皱起的眉头更是拧成一团。
形势比想象中还要严峻，因为时间紧迫了，他已将这几十名气象学专家分为了不同的小组，各自负责攻关不同的可行方向，并且亲自带队进行其中一个“高空气象探测技术改良”的课题。
但现在根据碰头会的情况，除了他这个课题组在克服复杂外界环境、保证监测数据精度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果外，其余各个专家小组反馈回来的进展都极不容乐观，近两个月的攻关期过去了，非但没有取得可观的进展，甚至不少小组还陷入了混乱期、倒退期。
眼看着距离明年年初的航班出行高峰期只剩下二十天左右了，高空的极端不稳定气流现象出现概率却又随着气温的降低呈现异常上升的趋势，再这样下去，大卫·古德伯格教授几乎可以预见到大型空难悲剧的发生，而且绝不会只是一两起！
哪怕只是四五起事故，那都会涉及到超过一千条人命啊！
而且接二连三的空难事故绝对会对欧洲的航空业造成近乎毁灭性的大打击，国与国的交流将不得不重点依赖地面交通，效率大大降低，原本就止步不前的经济也会进入大衰退大萧条……
想到可能发生的连锁反应，在场人人心里都充满了无奈与沮丧。
大卫·古德伯格教授深吸了口气，让自己的精神从负责情绪中挣脱出来，他用沙哑的声音问道：“对于改变现象，大家有没有什么建议，都谈谈吧，不管可不可行，总得先进行一次头脑风暴。”
众人面面相觑，迫于无奈，只能提出一些连自己都觉得不靠谱的建议，最终所有的建议中最靠谱也最头疼的就是——再次请外援。
请外援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欧洲各国大学、研究所里与气象学有关的、最有名望的科研人员学者几乎都云集于此，并还邀请了包括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巴黎高师等名校里数学、计算机方面最强的教授团队加入，却依然没能取得预期的成效。
那只能将目标放到世界各国，比如米国，比如日国里的顶尖名校上了。
可是哪怕放眼全世界，想找到熟悉气象分析、数学建模的数学家物理学家也极不容易，毕竟在座的各位已算是在世界都能排得上号的专家了，能胜出他们的大牛实在不多。
而且有实力的科研大牛本身就忙，想他们答应万里迢迢赶来帮忙同样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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