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着徐容走向的摄影的方向，杜其峰鼻翼两侧的笑纹渐渐褪去。
前阵子圣诞节期间安顿了徐容住院的事宜之后，他回了趟香港。
其实在他看来，无论春节还是圣诞节，其实都没有有非过不可的必要，但他仍不得不回去一趟，因为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很多亲朋好友都会登门拜访。
出乎他的预料，今年大家似乎都特特别忙，为数不多的几个登门拜访的，也跟做贼似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剩下的绝大多数只是发了条简短的消息，约定等回头不忙了再把酒言欢。
好似他连拍了十八部既赔钱又挨骂的烂片似的。
但实际上并没有，甚至正在拍摄的《毒战》比他过去拍的任何一部戏投入的精力还要多。
近段时间以来，他唯一做的和往常稍有不同的，就是上次面对媒体追问为什么换掉黄弈时的一通言论。
他明白香港同行疏远自己的原因，更早一些，就有几个交情不错的朋友打电话提醒他：不要忘了自己的根！
当时，他并没在意。
一直以来他给自己的定位很清晰，就是个拍电影的，至于别的，他什么也不想掺和，也不愿意过问。
据他所知，和自己抱有同样想法的同行不在少数，可是作为具备巨大影响力的文艺创作者，他又时刻被外界关注，他的言行又会被无限放大，进而评判他到底站在哪边。
扪心自问，他其实哪也不想站。
往前数几十年，大陆刚沦陷后的几十年间，香港有很多爱国志士，可是那批人如今老的老、死得死。
而如自己一般的中年人，生在米字旗下，沐浴着自由和民主的光辉，但成长的过程中，又不可避免的受上一代人的影响，对于大陆，总有一种斩不断的联系。
更年轻一代，就没了这种复杂的心态，他们自幼从教科书当中学习的都是中国如何如何恐怖、内地如何如何贫穷，而他们的父辈多数又没去过内地，更加难以给他们讲述内地的风土人情，相比较而言，教科书当中的内容反而更加权威可信。
除了坚定不移的拥抱自由和民主之外，他们也学会了西方人的睿智和聪敏，在穷困交加的当口，高举爱国的大旗，内地人傻，只要说几句漂亮话，就会乖乖的把钞票交到他们手里，等赚够了钞票，再堂堂正正做人。
内地人真的傻吗？
望着远处跟摄影讨论的徐容，杜其峰不这么认为，徐容前一段时间偶然说过一句话：越是缺什么，越是强调什么，所以说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做什么，尤其是关键时刻做什么。
出生于八十年代中期的徐容竟然不是看港片长大，并且没有对香港影视文化的崇拜，这出乎他的预料，也让他感到无奈。
徐容尚且如此，也就意味着内地更年轻的90、00两代，将不再能够接受香港电影所宣扬的和内地截然不同的价值观。
那些情怀、感动，再也不会让他们产生的丝毫的情感动摇。
“唉。”
杜其峰无声地叹了口气，从徐容和香港年轻一代的对比，他已然能够窥见未来影视行业发展趋势。
他从没从徐容口中听到过“爱国”之类的口号，但是这个年轻人的思想和行为简直和当代年轻人大相径庭，他坚定的认为如今自己能够过上好日子，都是党带领人民创造的，并且坚定地相信党可以带领人民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杜其峰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时曾感到荒谬。
消除两极分化？
达到共同富裕？
开什么玩笑？
直到徐容仔细给他剖析了一番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一制度自身不可调和的矛盾。
“唉。”
瞥见不远处的文永珊主动和徐容搭话，他在愣神了刹那之后，又无声地叹了口气，制度优越与否暂且不谈，眼下的现实是，生长于帝国的光辉照耀之下的一批人尽管还在死撑，并且孜孜不倦的给新生代洗脑，但是在内地逐渐增强的影响力之下，恐怕为时已晚。
徐容先是和摄影沟通了会儿，然后低着头，一边拿脚步一步步丈量着距离，一边想象着其他人的走位以及自己应做的反应，尽可能的剔除掉每一个多余的动作，使自身的行动造成一种迅若奔雷的假象。
“徐哥？”
徐容来回走了三趟，突然听到有人喊自己，扭头扫了一圈，发现文永珊和演另外一位演女人民卫士的王诗雅躺在地上，此时俩人瞧着起也不是，躺也不是。
他愣愣地盯着二人瞧了两秒钟，才恍然过来，这场戏当中文永珊饰演的杨小贝和王诗雅饰演的杨紫婷为了引导学生离开被他开车撞倒在地。
他忙冲着不远处的罗金福招了招手，道：“给她们俩拿几个暖贴。”
望着徐容递过来的几个暖宝宝，文永珊心中不由升起一股暖意：“谢谢徐哥。”
此时，她甚至觉得此前的种种努力并非徒劳，若非没有那么多的铺垫，怎么会换来徐容的主动关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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