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弘治九年（1496），土鲁番又攻哈密，居民东逃，于瓜、沙等州耕牧。鞑靼小王子攻掠大同、宣府。武冈知州刘逊为岷王膺钰诬奏下狱。给事中庞泮、御史刘绅等谏，亦下锦衣卫狱。外戚周彧、张鹤龄两家因所营商业事，聚众相斗。刑部吏徐珪请革东厂，被黜，发原籍为民。兵部尚书马文升请广选举，令府部台省诸人别其才所堪用者奏问，会官考校，如武举之制。不久，给事中蔚春又请敕天下郡县，访有山林之士，才堪将帅，以礼聘遣，或据总兵营，或命专大镇，待有成效，掌及举主，但应诏亦乏人。
另一边在边关榆林章子俊花了足足一月余，结集了整个火炮团三千五百人，虎贲团第一营，第三营。枪榴团第一营、第二营。总后勤车马营二千余人，枪榴团第二营、第三营。共计二万余人，由章子俊亲领，宦官赵牧监军进兵东胜卫。余下枪榴团第三营，虎贲团第二营，总后勤车马营一千余人，工兵营一千人，共计一万余人由褚茂林率领进兵黄河边府谷，抵挡来犯的鞑靼小王子达延汗七万大军。
目前东胜卫由满都鲁控制，屯兵三万余，先说褚茂林领兵后在谷府孤山川作防，修建堑壕炮阵。孤山川是一条溪涧，从西往东汇入黄河，水流湍急，河流较宽，如果鞑靼想要从府谷渡河，褚茂林可以半渡而击，可是在上游不到三十公里处另有一条溪涧木瓜川汇入孤山川处是一处浅滩，踏马可渡。所以褚茂林分出枪榴团第三营的一个连，虎贲团第二营的一个排，又把枪榴团第三营中的三门大将军炮一起驻守。
在战术上章子俊吩咐褚茂林不要渡河进攻，区区一万兵对七万鞑靼骑兵，只能防守。只要能守住河岸即可，因为首战的主场不在此处，而是东胜卫。
自洪熙和宣德时期奉行消极防御政策，边防进一步收缩，开平卫也被放弃，以前大宁、宣大、辽东鼎足互援的态势被彻底打破，整个长城沿线成为了对抗游牧民族的最前沿，边防缓冲区的丢失导致游牧民族一旦发进一次有力进攻，就会严重威胁北京的安全。到了洪武六年（1373年），明朝开始有计划的收缩防线，内迁东胜等州民众于内地的战略转移。“丙子，上以山西弘州、蔚州、定、安、武、朔、天城、白登、东胜、云内等州县北边沙漠，屡为胡寇掠，乃命指挥江文徙其民居于中立府”。
洪武五年（1372年），明庭三道出师结果惨败而归，而残元势力则借机反扑，不断南下骚扰，进逼至兴和、开平、东胜和亦集乃一带。“胡兵寇大同之宣宁县下水镇，杀掠吏民而去。”，七月，明将中山侯汤和“至断头山，遇虏兵，与战不利，平阳左卫指挥同知章存道死之”，八月三十日“胡兵侵云内州，突入州城，……”。这一时期，北元不断的骚扰改变了河套地区的军事对峙局面，东胜卫就陷入北元军队的控制范围内。
当时的朝廷这一时间内迁东胜等州民众三万余人于内地，表明明朝对河套地区的经略遇到了挫折，继而一定程度上废弃屯卫，内迁人口，收缩防线，实行内边防御。而且这种军事战略上的收缩，也带来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一些此前招降的蒙古部族也不安分起来。永乐元年，“复设东胜中、前、后三千户所于怀仁等处。此处所指怀仁是指大同“府城西南七十里”所在，与东胜卫内徙的还有与其毗邻的云川、玉林、镇虏等卫。朱棣的这次裁撤，使得大同与宁夏之间无形之中出现了一个大空档，虽然在永乐年间，明朝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并没有遇到边境危机，但在永乐朝之后，朱棣的这种做法却让子孙们尝尽了边务威胁的苦头。
京城，《大明科学报》头版发表了一篇报道，《驱逐鞑靼，保家卫国》。随军记者一枝花报道：“公元1496年，弘治九年九月二日，我大明平安伯为保家卫国，募集乡勇民壮万人，兵分两路，一路前出谷府孤山川，防守鞑靼侵入边关的七万大军，另一路直捣昔日我大明东胜卫，势必收复这一片故土。
临行前本报记者一枝花特别采访了平安伯说道：“今之中华，西至阿尔泰山咸海，北至色楞格河以北，东至东海大洋琉球，南至南诏崖州，尽属我大明疆土，本塞外鞑靼，今在我朝，屡为边患，后乘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据我府邸，迫我汉人为其奴隶，有不从者，杀戮亿万。我汉人为亡国之民者百年于斯!鞑靼穷凶极恶，今已贯盈，义师所指，覆彼洲汉军人等，如悔司来降者，免其罪；敢有抵抗，杀无赦!汉人有为鞑靼以作汉奸者，亦如之。”
“此去经年，为子孙后代注一腔鲜血洒满边地，为驱逐鞑虏复我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彼时君明臣良，足以纲维天下，然达人志士，四海以内，皆可共御之。兵至，民人勿避。予号令严肃，无秋毫之犯，归我大明者永安于中华，背我大明者自窜于塞外。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我中国之人以安之，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凭一身之力，顷尽家资，折卖房地，一钱不留，粉身碎骨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土木堡之耻，尔民等其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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