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张四维已经看完缅甸战报，之前张居正、魏广德都有发表意见，他自然不甘落后。
只是，这时候他还能说什么？
忽然，想到今日来此的原因，心中就有了主意，当即朗声道：“要实现缅甸长治久安，除了军事上取得的成绩外，某以为教化也不能落下。”
“子维有何想法？”
张居正闻言转头看着张四维，笑问道。
“今日礼部奏疏说要在全国府县建立官办社学，自然也包括缅甸。
何况缅甸常年被逆酋莽应龙等治理，不服王化，更是朝廷要教化之地。”
张四维马上说道。
这话一出，魏广德、张居正等人自然知道张四维打的主意。
不过，魏广德没说话，张居正眉头就是一皱说道：“西南边陲蛮荒，内地举子多不愿去，更何况是新附之地的缅甸。”
张居正这话还真不错，别说缅甸，如果内地官员被派往广西、贵州、云南等地为官，他们多不会愿意。
甚至，有些人宁愿想尽办法请假回乡，不当这个官了也在所不惜。
回老家，凭着官身日子也能过得不错。
可如果去了西南，穷乡僻壤没什么油水不说，还要时刻担心山民作乱，搞不好就把自己的前程耽误进去了。
所以，西南的官员，除了布政使和知府还能有人免为其难接受外，就连知县，许多进士都不愿意担任。
他们宁愿不做官都不去那地方，直接结果就是西南地方上，许多低级官员只能由举人充任。
好吧，这也是西南举子大多不愿意赴京会试的原因。
只要过了乡试，其实在西南想要谋个官身不难，又可必长途跋涉去京城参加考试。
一路艰险不说，还可能名落孙山。
除了晋升受点影响，其他貌似差别不大。
要知道，西南各省举子，除了四川外，其实基本上都很难在会试里脱颖而出。
缺少关系，想要在仕途上取得进步，那也是困难无比的。
不得不说，大明的科举其实还真是考虑周到，照顾到方方面面，虽然有违公平，但从国家角度确实做的不错。
明朝洪武年间的“南北榜案”可以说影响巨大，按记载就是，“洪武三十年丁丑科，试官刘三吾、白信稻，取宋琮等五十一人，中原西北士子无登第者。”
这一结果，充分体现出当时国内南北教育文化水平的差异，南方士子凭实力完全碾压北方士子，由此掀起了洪武年所谓的科举舞弊大案。
会试落第的北方举人联名上书，告考官刘三吾﹑白信蹈偏私南方人，朱元璋命人复阅落第试卷，增录北方人入仕。
不过结果是两次复议，都是维持原判。
只是此时政治风向巨变，朱元璋突然下诏，指斥本次科举的主考刘三吾和副主考白蹈信等人为“蓝玉余党”，尤其是抓住了刘三吾10多年前曾上书为胡惟庸鸣冤的旧账，认定刘三吾为“反贼”，结果涉案诸官员皆受到严惩，刘三吾被发配西北。
其余诸人也被发配流放，只有戴彝、尹昌隆二人免罪。
此二人得免的原因，是他们在复核试卷后，开列出的中榜名单上有北方士子。
六月，朱元璋亲自策问，钦点韩克忠为状元﹑王恕为榜眼，焦胜为探花，是为夏榜，因所录六十一人全系北方人，故又称北榜。
由此开始，大明会试开始分挂南北榜单以示公平。
洪武三十年这一榜，最初的名单主要还是上榜之人太过集中于三省的原因。
此次科举共中试五十一人，仅江西就上榜18人、浙江十七人人，还有福建九人，其余各省，要么全军覆没，要么仅有一两人，就连当时人口最多、素以文风日盛着称的南直隶，也只有一人上榜。
虽然多次复查并未发现有失偏颇，但其中也多少存在一些问题。
于是，在原来基础上又增加北榜录取六十一人，让洪武三十年中试举子一下子超过百人。
而之后的解决就是，每科中试举子基本上按照南方六成，北方四成这样的标准进行选拔，直到明宣宗时期将其以旨意的形式发出。
到了宣德、正统年间，为了照顾四川、云南、贵州等偏远地区，又增设中卷，分为南卷、中卷、北卷，录取比例分别为55%、35%和10%。
当然，中卷考生也是集中在四川、广西两地，云贵多为鸭蛋。
这也导致两地考生基本上中举后都不愿意北上京师参加会试，去了也是白去，自找不痛快。
这些大明的举子都不愿意出来科举入仕，你怎么还指望好容易金榜题名的官老爷往西南那犄角旮旯跑，哪怕是去那里做官。
纵观大明朝，除了北方草原的持续威胁外，也就是西南那地方土司时常造反，就更不是做官的好去处了。
张居正知道张四维的想法，可朝廷要安排人去，那也得别人愿意啊。
最起码这几年，缅甸那地方还是交给兵部先管着，等平稳下来了，朝廷再对那里划分府县，逐渐的把官儿安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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