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刘尧诲刚反应过来，他之前的操作都是被魏广德牵着鼻子走，他如果真按照魏广德的命令，把壕镜的管理权拱手让人，让给那些百姓，自己怕是在士林中留不下什么清誉。
有了这个念头，刘尧诲这次和香山县令的交谈，时间就变得长起来。
“给壕镜百姓自治权，只是允许他们平时管理城内百姓，但是所有正式文书，必须报经香山县，并登记，上报广州和总督府。
给他们的权利，只是临机应对，但不算正式官府的命令，只有经过香山县批准，用香山县大印才算正式有效。
这点，你明白吗？”刘尧诲提醒香山县令道。
“大人，这和.....”
香山县令感觉到了，这会儿总督大人的态度，似乎和之前有所不同。
早前，大人话里话外的意思，都是让壕镜自治，根本就没有要把权利收归香山县的意思。
“此事你不用管，三百石粮食和刚才说的，你直接告诉弗兰克。
其他的，本官稍后就会向京城上奏。”
刘尧诲确实打算马上上奏此事，当然，还是先给首辅大人那里写信，提及此事。
这真不是小事儿，关系到他刘尧诲的名誉，闹不好就会自绝于士林。
古代士人，不要脸的有，但绝大部分还是注重清誉的，不会一味的为了仕途就迎合上官。
后世，国外是用选举权限制地方官员行为，国内是靠上级，而此时则是士林清誉。
而此时的魏广德，也开始遭受来自许国的质疑。
“首辅大人，当初对壕镜的决策，我等刚刚入阁，还未理清头绪，所以在当时并未深思，就因首辅大人的态度选择默认。
不过这些天我左思右想，终归觉得不妥。
壕镜都有些什么人，除了佛朗机人，就是平民，没有功名在身，他们靠什么治理壕镜？
于士人共治天下，这是自古以来的传统，壕镜凭什么改变？”
许国出声道。
听到许国的发言，包括申时行、余有丁等人都尽皆不语。
许国这话，有合乎他们心意的地方，那就是“与士人治天下”，但他口中“自古”二字，其他人就不敢苟同。
不过这个时候，他们自然不会出来拆自己的台。
其实，许国的质疑，他们何尝没想到，就算当时没反应过来，可这个时候也早就想到了。
只不过他们选择默不作声，或者说等待时机。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句话出自宋太祖赵匡胤，也的确是宋代政治的典型特征。
在中国古代史上，“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既是政治术语，也是这一个“历史的说法”，有明确的史料支撑，是对宋代政治生态的高度概括。
这种“共治”的形成既非偶然“特例”，也非后世误读，是宋代统治集团主动构建的政治逻辑与制度实践的结果。
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后，明确提出“重文抑武”的治国方针，他曾立“誓碑”于太庙，其中一条就是“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虽未必是原始文本，但反映了宋代对士大夫的保护传统。
到了宋太宗，更直接宣称“朕欲博求俊乂于科场之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
士大夫的确参与了实际政治运作。
有宋一代，士大夫不仅是官僚体系的执行者，更是政策制定的核心参与者，除了日常政务、经济政策、土地政策、国家变法之外，国家边疆政策、对外征讨、都是以文御武，这在宋仁宗之后表现的非常明显。
宋代通过科举、监察、言官制度为士大夫“共治”提供制度支撑。
宋代科举取消诸如唐代的“行卷”风气这类“门第限制”，科举取士彻底平民化，推行“糊名、誊录”防作弊，录取规模扩大。
因此在宋朝，大量寒门士人，如像范仲淹、欧阳修这些人通过考试进入仕途，形成“士大夫多出草野”的局面。
至于前朝，自然是不存在什么“共治”这个说法的。
中国帝制时代的皇帝有三重身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宗教领袖。
宗教领袖需要解释一下，中国的传统是敬天法祖，天和祖就分别是信仰和崇拜的对象，皇帝也就扮演宗教领袖的角色，祈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君主自称天子，是天的儿子，代表天意，统御万方。
这个传统是从周代开始的，那时君主的称谓是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王。
后来秦始皇改君主称号为皇帝，也沿用了天子的自称。
汉朝的开创者刘邦，起兵造反，推翻秦帝国并与项羽争霸，夺取了全国政权。
从汉朝开始此后两千年，中国历次的改朝换代都是靠军事力量夺取天下，因此皇帝和皇家也就是中国境内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说白了帝制时期的中国就是一个军政府，皇帝就是最强大的军阀。
所谓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
再说说士大夫，士的概念来自东周春秋战国时期，他们是不能继承爵位和财产的庶出贵族且拥有治理的能力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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