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年尾，长安城中人事变得越发繁忙起来。因为这是新朝第一个周年将尽，内外军政事宜都要进行一个系统性的总结，从而实际的反应出过去一年的治政成效、人事功绩如何，所以朝中君臣全都专注于事，不敢马虎。
李泰旧年读史，常常看到史书褒扬某位皇帝勤政的时候，或会言其每天早起晚睡，不待鸡鸣便起床视事，动辄坚持数年乃至十数年之久。他对此还有些不信，总怀疑这描写的究竟是牛马还是皇帝？
可是如今当他自己坐上这个位置，才明白史书相关的描写也并非是完全脱离实际的无端揣测。起码就他自己而言，从年初登基至今，便几乎没怎么睡过懒觉，凌晨四点的长安大内，那真是看了又看。
身为一个帝王，对家国事务但凡稍具责任心，哪怕并不需要事必躬亲，但也免不了要总揽大局。
尤其古代封建统治这样一个体系，自上到下就会有一个层层放大的效果，官员们惯会从细微处揣度上意。有关这个话题比较着名的一个典故，便是纣为象箸而箕子怖，从一双象牙筷子见微知着的预知到帝王骄奢与权力失控。
以天下而奉一人，看起来是一件非常让人愉悦的事情。但懒惰与享乐是人的本能，天下奉一人的意思就是整个天下都在对其施加诱惑，今天晚上做了一个梦，第二天就会有人不畏险难险阻的将之实现，这种随心所欲给人带来的膨胀感简直难以言喻，也让许多人根本就无从抵抗。
尤其李泰还有着来自后世的诸多记忆，相对时流那是真的经多见广，真要享乐起来，想法就要多了无数倍。不说个人享乐方面的探索，单单忍耐将脑海中各种脱离现实基础的所谓社会改革在当下进行试验的念头，就让他辛苦不已。
中古时代乱世未已，社会生产力仍然很脆弱，想要推行什么深层的、触及社会根本的改革，过程中的凶险远不是单纯的武力镇压就能完全应付。一旦形势崩盘，那可就不只是把牛肉价格打下来，是把人肉价格打下来，但凡手里有把刀，出门就是自助餐。
所以过去一年里，李泰对自我的约束越发严格，无论是个人的生活习惯，还是管理军政事宜的行事风格，基本都是小心谨慎、三思后行。
在朝廷的行政构架和规令制度方面，基本上是沿袭南北朝一直以来的发展脉络，形成了三省六部与九寺五监并行的行政格局并逐步完善。
至于地方上权力结构，由于眼下乱世仍未完全结束，所以地方总管的权力仍然非常大。但是相对于原本南北朝那些刺史方伯，还是大有不同。
首先朝廷对于这些州郡方伯的任命是有着绝对的话语权，其次在地方上的行政管理上，地方豪族的影响力正在逐渐削弱，因为均田制的进一步规范执行、加上对于亡人游食的括户编籍，使得地方人事资源的控制逐渐集中到官府手中。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地方上的武力组织已经从豪强部曲、乡兵武装过渡到府兵军府。诸州军府的创建，让朝廷得以直接控制地方上的武装力量，同时这些武装力量又通过军功授田成为新兴的军功地主，构成了维持地方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也有的地方府兵军府仍然没有创建完善起来，对于此类地界，李泰宁肯延缓对于当地的均田括户与制裁豪强，也不会在武力基础还未形成的前提下只通过单纯的行政手段去打击地方势力，仍然保留他们在地方上的种种特权。
武力虽然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唯一手段，但却能够提供最大保障。尤其是在历经南北朝的动乱之后，许多社会问题本身就是由战乱所促成的，既要注意到这些问题的统一性，也不可忽略它们各自的独特性。
武力的滥用，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历史上司马懿平定辽东公孙渊叛乱，所执行的策略基本上就是能杀的杀、能迁的迁，几乎人为的造成了辽东的真空。
但这真空只维持了很短暂的时间，随后东胡鲜卑诸部便在这片土地上崛起，并一度成为乱华的主力军。而当鲜卑势力涌入中原地带时，高句丽又伺机而起，吞没了大半的辽东地区。
不能正视问题并且妥善的解决问题，所谓的杀光只是在为某些当下还不甚起眼的利益集团清场罢了，快刀斩乱麻固然爽快，但其后可能就要面对想上吊都没绳子的窘境。
从政权内部而言，足够的武力保障更大的作用，还是为了让那些代表问题存在的世族与地方豪强们不敢轻用武力，从而让问题有着更大的斡旋空间和解决方案。
如果说针对世族的特权限制和对豪强的乡势削弱还需要配合其他的政令，长期推行之后才可见成效，那么针对沙门的制裁则就是这种思路的具体且经典的案例。
入秋之后，河北诸州贡士考选授职完毕，凡所入贡之士皆无落选，或是供奉朝中，或是授任地方。而在结束了这一次的贡试之后，有预选事的祖珽得授祀部郎中，并获得了新的任事，那就是前往河北巡察佛道事宜，对于这些方外之士进行一个系统性的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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