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我们这辈人将来……可不能把这种问题遗留给子孙后代，那绝对是会导致藩镇趋势的。”
张煌言非常清楚，唐朝形成藩镇割据，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事权和财权兵权全部下放给各个节度使，那能不割据么？
所以，特殊时期财权下放是可以的，南征北战中兴的这一代人之后，再下放，后面的皇帝和内阁、户部就未必压制得住地方了。
事实上，说得难听点儿，朱树人、张煌言自己，就是当初厘金制度养肥出来的藩镇。所以没人比他们更懂这条路的潜在危险、以及要如何预防。
就好比没人能比赵匡胤更懂如何杯酒释兵权、如何防止殿前都点检造反，谁让他自己就是这么造反上来的呢。
朱树人见内阁都支持他的想法，也意识到了痛点，便继续往下细说他的设想：
“所以，孤计划在未来七年内，逐步试点取消厘金，取而代之的是朝廷统一征收的新工商税，不再在流通环节征收，而是在生产环节征收。
然后就可以跟田赋一样，由朝廷统一征收，而非各省地方截留。或者最多只是给地方提留一小部分，比如，八二开，朝廷拿八成，地方留两成。稍微留一点，也不至于改革过于激进，彻底打击了地方上的征税积极性。”
朱树人说完后，史可法和张煌言都有些无法理解，倒不是觉得这样不好，而是觉得，这根本没法执行，没有可操作性。
张煌言诚恳地指出：“可是，生产环节如何全面征税呢？难道要跟当初江南的织造税一样，每台织机每年缴纳四钱税银？直接数机器的台数？
除了这个办法之外，我实在无法想象，怎么统计民间的工商税生产环节税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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