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粮全部从农籍人口那儿弄，钱全部从工商籍人口那儿弄，钱粮两条线从此分开，各尽其力。”
朱树人洋洋洒洒，非常严谨的把他那个取消农业丁税、但并不算“摊丁入亩”的操作方法，描述了一遍。
张煌言和史可法听后，都是颇感震惊，乍一听似乎非常简洁，如果能实施下去，绝对既能保障百姓的公平，不至于盘剥过重，还能保证朝廷用度——但总觉得还有很多漏洞，容易被人钻空子。
王安石、张居正当年闹出来的弊端，他们也都是熟读史书的。尤其史可法上了年纪，晚年更加注重读史，对于历朝历代的经济教训，他研究了好多年。
至于其他段位更低的听众，倒是还没资格反应那么快，他们还处在懵逼状态。
史可法眉头紧锁思索了许久，咳嗽着说：
“殿下的想法很好，足见惠民利国之心。老夫也知道，天下人人都可能有贪渎利己之心，唯独殿下搞赋税新政，绝不会有这方面的想法，不会是为了自己人敛财。
可是自古，好心办坏事的人也不少。刚才片刻之间，老夫已经想到了几个问题：首先，若是给百姓定籍以纳税，是按照太祖时那样实际考核其营生，然后再定，还是任由其自行报籍？
按殿下的说法，为了防止牢笼百姓，这籍还不是定死的，允许下一代子女自行择业，甚至本人也允许去官府择业换籍一次，那么多半就是自行上报的了？
如此一来，新法初行之时，百姓或许还不明就里，不知农籍工籍究竟哪个实际税负更重，会按照自己的本业报籍。
但假以时日，多年之后，随着工价粮价稳定，百姓心中也都有一杆秤，他们难道不会核算出，到底是工籍直接缴纳的税钱多，还是农籍每年上缴的粮食更值钱？
而一旦百姓比价出贵贱，必然会出现‘所承担的税负实际值钱更多’的那种籍，人口大量流失，改为‘所承担的税负，实际值钱更少’的籍贯。
比如若是粮食贵，所纳粮比所缴丁税高，则农籍纷纷转为工籍，哪怕事实上他们还是在种地，也会秋收后卖粮换钱、以钱缴纳工籍丁税。
若是粮贱，则情况又会反之，工籍纷纷转为农籍，哪怕事实上还在务工之人，也会拿工钱买粮、冒充农人纳粮。
何况朝廷所需钱、粮各有定数，无论钱多粮贵，还是缺钱粮贱，都会导致朝廷周转不开、军粮军需俸禄都有可能影响。难道最后，还要闹到太祖朝以实物发饷，或是张居正时强行折色么？”
不要以为古人就不知道“价格双轨制”的套利空间，会带来多大的趋之若鹜和混乱。
明朝人是经历过明朝初年的钱荒、不得不以实物发饷的。也见识过张居正一条鞭法时，因为必须缴纳白银，导致百姓卖粮换银，粮价因踩踏性出货而变贱。
史可法非常清楚，只要允许人民套利，最后肯定是奸商和人民中相对奸猾脑子活的人得利，而反应迟钝的笨拙良民受害，久而久之贫富差距就会越来越大。
作为传统道德规制下的纯儒，史可法痛恨一切的金融炒作套利空间，觉得只要新法引入了这样的因素，哪怕可以化繁为简，也会引入新的弊端。
不过，朱树人听了他的担忧，却没有不快，他反而觉得，大明还是有实干之才的。
他欣慰地点点头：“史阁老所言，切中其弊，可谓一心为公，孤自会无则加勉，尔等以后若是具体施行，也要时时警惕。
不错，只要有工农负担轻重之别、有套利的空间，百姓便不免会生出换籍减负之心。所以，孤此法已经定下了两个保险：
第一，便是刚才就说过的，虽然允许换籍，但也不是想换就换，每个人一辈子最多只能换一次。若是朝三暮四之徒，自然会被国法惩治。”
朱树人率先点出，他要搞的新法，虽然看起来跟后世的“自由择业”有点类似，但实际上还是有门槛的。后世劳动力市场你一辈子跳几次槽都行，而大明这边，只能改一次行（工人在不同雇主手下跳槽还是不受限制的，但身份切换转行只能有一次）。
当然，别用后世的要求来要求他，他肯让百姓一辈子能跳一次槽，在横向看来已经是了不得的仁政了。要是放朱元璋手里，别说本人一辈子不能跳槽，子子孙孙改行都要受限。
而且朱树人限制改籍，并不涉及对方具体从事的工作，如果改成农籍，以后不想种地了，觉得打工划算，也还是能打工的。
只要打工赚了钱，回来买粮把农业粮赋交了就行，具体干什么国家是不管的，国家关心的只是赋税。
史可法听了这一点，才意识到自己刚才确实有点没抓住重点，有这个后手，倒是可以一定程度上确保稳定，抑制投机流动性。
朱树人见史可法和大家都领会了其中妙处，又接着说：“而第二个保险，就是孤决定，在实行新法时，要严密核定丁税和田赋的数额，确保田赋的实际负担，是比丁税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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