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白山前知世郎，纯著红罗锦背裆。长矟侵天半，轮刀耀日光。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
这一首《无向辽东浪死歌》出自齐郡邹平人王薄所著，大业七年，由于山东劳役繁重，到处灾荒，使齐鲁百姓苦不堪言，王薄与同郡人孟让，在邹平与章丘之间的长白山聚集逃亡农民，举起了反隋的义旗。
次年，杨广征兵百万讨伐高句丽，王薄趁机做此诗文，召集群众拒绝出征高句丽，不要战死辽东，带有明显的反徭役、反暴政性质，附近百姓避役者争相归附。一年多的时间，义军队伍就发展到数万人，成为目前最大的义军之一。
在齐鲁长白山起义风潮带动下，各地义军也如雨后春笋一般，层出不穷，趁着朝廷调动大批军力远征辽东，无暇内顾的时候，发展壮大，杀入周围郡县，开仓放粮，召集百姓，发放武器，瞬间拉起武装队伍。
眼下正是大业九年的七月天，义军发展如火如荼，渐渐有了星星之火的燎原势头，最大的几支有河北高鸡泊窦建德、孙安祖，瓦岗山翟让，历阳杜伏威、辅公拓，鄃县张金称、渤海高士达、余杭刘元进等几十路人马，主要集中在河北山东，江淮一带。
这些义军队伍的首领，往往都是一方豪强，有绿林背景，勇武任侠，不是安分的主，被官府压榨到一定程度，自然官逼民反，敢于挑头干大事。
杨玄感起兵时，曾派人给这些义军队伍送书信，要求相互配合，响应他的反叛朝廷的大事，可是，这些所谓的义军首领反应平平，其中原因比较复杂。
首先，出身和门第差距巨大，这些义军首领都是寒门，多为一方匪盗头子，虽然也有人在地方担任过小吏，但级别很低，对朝廷没有什么从属感和忠君感，反而带着黑道绿林的性质，对杨玄感这种上柱国身份的朝廷大官，本身就有些抗拒，觉得朝廷贵族都是一丘之貉，并不积极祝他。
其次，这些义军首领信不过杨玄感，谁也不知道你起兵反隋的真假，都担心万一他成功了，掉过头收拾这些起义队伍，所以，不想掺和进来，让他们门阀势力跟皇族之间争斗，他们跟杨玄感的利益和立场都不同。
第三，义军首领们，都有坐山观虎斗的心理，希望朝廷军队跟这些贵族军队能够厮杀惨烈，两败俱伤，门阀瓦解，他们这些寒门出身的豪强们，才有机会干出大事。此外，还有观望态度在其中，都看到大隋朝廷军兵强马壮，义军不敢出来迎敌，都是躲在山区打游击，所以，都在关注杨玄感的军队，能在朝廷的围剿下，支撑多久，谁也不敢先跳出来，当出头鸟。
这些复杂的心理，使这些首领们，冷漠地看待着杨玄感起兵和失败，错过了一次联合起兵的大好机会。当隋炀帝杨广回到洛阳，接受了群臣提议，开始第一次国内围剿盗匪的部署。
接近五十岁的张须陀，本是齐郡的郡丞，曾跟随史万岁、杨素打过突厥，平过汉王之乱，是一员勇猛大将，奈何隋朝名将、统帅济济，一直没有他独挡一面的机会，所以战功并不多，在整个大隋军中的威望尚未很高，武职官爵仍是从三品将军而已。
不过这一次，他终于得到了一个统领三军为帅的机会，镇压各地盗匪，为国效力，可以施展自己的军事能力了。
张须陀武艺很高，性格刚烈，有勇有谋，带着两万多兵马，从洛阳一带折返回了齐郡。
这次作为勤王之师，他临时在齐郡征调了府兵和壮丁，前往洛阳一带解救东都之困，可是到得稍晚一步，杨玄感已经从洛阳撤军，在弘农一带，被杨义臣、屈突通、陈祾等围杀，他沿途虽然击败一些聚众的叛军，收押了不少逃散的乱贼，但军功肯定不如围剿杨玄感的几位将军大。
如今张须陀得到了杨广的调令和手谕，封为山东招讨使，可以在齐郡组建十万以下的大军，镇压河北、山东一带的叛乱盗匪，主要针对王薄、孟让、郝孝德等人。
张须陀甫到齐郡，立即开仓放梁，筹备军饷，炼制兵器和战甲，招募当地壮丁入伍，保卫齐郡附近的安宁。
这一招募，方圆百里，健全的壮丁趋之若鹜，因为一旦加入地方军队，不但可以不必远征辽东，或被调去干其它劳役了，还能免去家里的繁重赋税，自己温饱，又有少许军饷发放，自然划算。再说，各地起义的军队，大多占山为王，打家劫舍，豪取强夺，祸害一方，并非什么造反的队伍，都是真正的仁义之军，可以叫做义师。
知世郎王薄，得知这个消息后，脸色大变，立即与孟让联军，准备对抗张须陀不久之后的围剿。
除张须陀外，朝中的杨义臣被派往扶风、安定，因为那里有一妖贼向海公，聚众作乱，寇掠一方，前去镇压。李渊被调往弘化郡，王仁恭被调往马邑，皆为镇守当地，并负责征讨附近的贼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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