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皿方罍的器盖一直是在湘省博物馆收藏的。”周至苦笑道：“不过器身是熊先生去日本访问时发现的，其后马先生也多方研究考证，明确了两者的关系，我则依靠了与安宅英一先生和坂本五郎两位岛国友人的搓合，最终将皿方罍器身从岛国藏家新田栋一那里购得，送回了国内。”
“不过器身到了国内以后，鉴于熊马两位先生对于重器回归的突出贡献，国家最终将藏品交给了上博收藏，湘博之前其实也在积极和新田栋一联系，双方还办过一个皿方罍的合展，现在却吃了个大亏，什么好处没捞到，还搭上了一个器盖，送到上博合二为一了。”
“直到现在虞唐基金开三峡文保联络会议，高至喜馆长在网络会议里见我一次还要抱怨一次。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要不是我将皿方罍的器身弄回国，皿方罍的盖子也飞不到上博去，实在被他缠得没办法了，只好将多年收集的长沙窑瓷器全都捐给了湘馆，才算了结了这桩公案。”
所有人都听得莞尔，中国对文物重视程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在与会这些人心里都是要打上负分的，现在看来不是这么回事儿，或者说事情已经开始朝着好的一面转化，最起码周至提到的这些人，和周至在这里表现出来的一样。
尽管周至将这个事情当成笑话在讲，但足以说明在中国起码已经有很多人对文物足够重视，不然也演绎不出这些故事来。
长沙铜官窑窑址位于今长沙石渚湖附近唐“安史之乱”后，从北方迁来的窑工大量聚集于此，与当地居民共同烧造陶瓷，称之为石渚窑。
长沙窑场于五代之际衰落，宋以后为历史所尘封，直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为考古学家所重新发现。
长沙窑的技法和风格可视为宋代磁州窑式书画饰的端倪与前身，不过更加粗糙。
然而从贴花，刻绘，器型等风格来看，长沙铜官窑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桶外销瓷，具有大量的“异域风情”。
不但畅销于国内，而且远销东亚、南亚、西亚地区，最远抵达非洲东北部。
产品质量当然不如越窑，但是量大，价低，加上紧靠湘江，北近洞庭湖滨，水路交通十分便利，于是一条从湘江出发，经广州、宁波通往亚洲各地及东北非的海上“陶瓷之路”逐渐形成，最终为长沙铜官窑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客观条件。
近水楼台先得月，同样的，长沙窑也大量通过长江三峡输入进了蜀中，尤其是蛮州，渝州一带，更是具有大量的遗存。
但是因为器物本身艺术价值不算太高，故而在收藏界不如何重视，在八几年的时候，夹川大街旧货摊子上一两块一个长沙窑瓷器随便买。
那个时候周至每学期会有学校发回来的粮票，价值也有十几块，那个时候的孩子难得有零花钱，这些粮票一般都会被拿到北门口粮食贩子那里换成钱然后花掉。
只有周至这种闲得蛋疼的人才会拿去旧货摊子上跟摊主换老瓷器，换了还不敢带回家，因为要被老妈批判成随处可捡的“破土碗破土罐”，要不拿去种花要不干脆扔掉，只好藏在四表舅那里。
长沙窑瓷器的经济价值是一直没有在收藏圈炒作起来，但是并不妨碍它们的学术价值很高。
唐宋时期蜀中的经济文化水平很高，号称“扬一益二”，因此送进蜀中赚钱的长沙窑瓷器，在器型，纹饰上，都比销往海外的那些更加讲究。
尤其是极具特色的以诗句为装饰的长沙窑瓷器，更堪称一绝，周至最早收藏它们，其实就是从看上那些有趣的诗文开始的。
实在被高至喜念叨得没办法了，周至只好投降，将自己这部分收藏捐出去“破财免灾”。
这批瓷器里，很多诗句瓷算是填补了长沙窑的空白，几件以前只能以残器出现的东西，现在变成了“全美品”，高至喜自然是“至喜”，从此对周至再没一点抱怨了。
只不过周至想要寻回自己这部分少年记忆，今后就只有去湘省博物馆长沙铜官窑瓷器陈列厅了。
回想起这些被“敲诈勒索”的经历，周至就不由得摇头。
管舒宁又介绍道：“对了，第一本介绍故宫博物院藏品的纯英文着作……”
“《The palace museum Peking》！”周至脱口而出：“这书我在故宫见过，作者是Wango.H.C.Weng……嗨，去掉H.C.，可不就是翁先生嘛！”
“这书在故宫还有出版吗？”管舒宁有些诧异。
“呃……没有，我是在启老的藏书架上看到的。封面上还加印了封皮，多了《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选》几个中文翻译文字。”
“启老和翁老关系也不错，都是碑帖和古籍收藏大家，你怎么还认识启老？”
“呃……我算他半拉弟子吧。”周至这一刻感觉这圈子好像真的有点小，转来转去都是这些人。
“之前不是介绍过吗？”安思远说道：“肘子是中国古籍书画修复大师级的专家，所以他鉴藏书画文物别有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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