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这些方言谚语，就成了许慎《说文解字》里说这些字都是“从工声”的侧面证明。
那到底当时的读音是什么样的呢？那就得一步一步倒着往前推了，在推到汉代之前，要先将明音，宋音，唐音论证清楚。
这就分别要去和《洪武正韵》，《广韵》《集韵》，《唐韵》《切韵》相结合，找寻证据了。
比如《平水韵》里的“一东”，韵母和普通话的后鼻音“ong”一样，而“二冬”，韵母其实类似“o” “ong”，这个读音在吴语，闽南语，客家话，粤语里都有普遍保留，因此“一东”“二冬”，在方言里是十分容易区分的。
每个韵部都不止一个字，所以这些字的发音还可以相互佐证，再结合各地方言样本，能够较为方便且科学地推断出这些文字的古代读音。
当然了，这问题要是仅仅这么简单的话，那也轮不到当做博士课题来做，这中间有许多的问题。
其中一个大问题，就是韵书本身与时代脱节的问题。
就好比《红楼梦》，绝大多数绘本里都会采用明代的服饰衣貌，都是以明代为背景，其实呢，从字里行间还是能够看得出来，曹雪芹是根据清代的社会为基础，所进行的加工。
《水浒传》同样如此，写的是宋朝的事情，但是其实参考了很多明代的社会结构内容。
《西游记》就更好笑了，唐僧师徒走遍万里，投宿化缘国王宴请，在哪儿吃到的都是中餐。
韵书是文人收集整理的，他们收集整理韵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吟诗作赋，进行韵文的创作。
而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中，“追古”又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这个习惯就算到了如今也是如此，一个高中生能够用古文文体，或者用甲骨文，篆书作高考作文，先不说写的水平怎么样，新闻肯定是要举国轰动的。
因为这个习惯的存在，就导致了韵书的历代作者，更喜欢重视考证总结前代的声韵规律，而将本朝的声韵丢在一边。
研究前代声韵，叫“雅事”，研究当代声韵曲调，叫俗不可耐，就好像搞古典乐的大家都认为高雅，而唱流行乐的天生就低了唱歌剧的一头，大致是这样的道理。
所以这就给后人厘清那些韵部哪些是时代特征，哪些是前代规律，制造了很多疑点。
比如在古人笔记里的童谣俗语顺口溜，佛经偈语，应时小曲，其声韵多半就是依照的“时韵”，而当时文人的诗词，骈文，则多半依照的古韵。
如果不将之辨证地看待，毫无疑问就会陷入到逻辑混乱当中。
除此以外还要考虑的一点，就是古代“方言”和“官话”的差异。
明代的记录里，就有皇帝听不懂面圣官员口里难懂的福建话，广东话而头痛不已的情况。
所以古人笔记里的童谣俗语顺口溜，佛经偈语，应时小曲，甚至一些刻意使用方言韵味创作的文学作品如竹枝词等，其韵律还有地域分布的因素，不能一味地拿“官话”，“正韵”去套接，不然同样会陷入到逻辑混乱当中。
把这些都考虑完了，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被前辈们给带到沟里去。
很多留下着述的前辈们，都是学问大家，但是学问大家也不见得所有观点都对，尤其是国文，国学，牵一点而动一片，谁也不敢就说自己能够将所有的点，所有的面，都考据完全了。
随便举一个例子，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史学研究专家中，就曾经掀起过一股疑古思潮，由此产生“古史辨派”。他们对司马迁《史记》里记录的商王世系表，就提出了严峻的质疑。
古史辨派的代表人物是顾颉刚，他在1923年《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提出想做一篇论文《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正式挑战以往的古史书写。
在那封关于古史演变的信件当中，顾颉刚指出了三个问题：第一是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越长；第二是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是我们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状况。
顾颉刚认为这是不合理的，是可疑的，受此思潮的影响，中国上古史体系面临着空前严峻的挑战。
新文化运动另一大佬胡适则在致顾颉刚的信中建议：“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走上了科学轨道以后，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
由此，中国信史被缩短到两千五百多年。
顾颉刚是什么人？那是着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现代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拓者、奠基人。建国前的燕京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北平研究院研究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通讯研究员、院士，《文史》杂志社总编辑，大中国图书局编辑所长兼总经理。建国后的科学院、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和学术委员，中国史学会理事、全国文联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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