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军费不够了，朝廷想再次征饷。
当时廷议上的数目报出来还不算多。
宣府，大同，山西，蓟州等各地需征饷两百万两，
辽东一地需征饷三百万两，皮岛东江镇需二十万两。
全国加起来征饷五百多万吧。
听起来好像很多，实际上没多少。
咱们打个比方，崇祯四年（1631）朝廷就派银667万两，比这次还多。
当时是田课由九厘提高到一分二厘（0.012两），派银667万余两，除兵荒蠲免外，实征522万余两，另加关税、盐课及杂项，共征银740.8298万两。
崇祯四年辽饷最高时，一年也就是667万两；分摊在每亩地上，一亩地也就多收0.012两的银子，增收1.2%。按当时的物价折算，也就是相当于每亩需要多缴3斤米。
崇祯四年后，尽管明庭已到最后的疯狂，但三饷全算，分摊在每亩地上，也就三分银子（0.03两银子）。
这笔银子，按当时的物价算，最多也就能买五六斤米。虽然那时候粮食产量低，但按理说，一亩地多收五、六斤米的税，并不会让老百姓感觉难以活下去。问题是，在当时，他就是可以让老百姓难以活下去的，原因就是执行政策的人。
一亩地，本来只需要纳0.012两银子，最后为什么会变成纳银十两呢？原因很简单，无非是因为，在收税的过程中，经手的官员，并没有按朝廷的政策办事。
有钱有势的人，都能想办法逃避这种税收，最后相关的税收，就都落在了底层百姓身上。更主要的是，还有既得利益者借机大发国难财。
最后的结果就是，朝廷开始仅向一亩地多收0.009两银子（9厘银子），后来涨成0.012两银子（一分二厘），最多时也不过0.03两银子。
但是，到了老百姓的头上，就有可能翻十倍（成为0.12两银子），甚至百倍（成为1.2两银子），更有甚者，是翻几百倍（成为好几两银子）。
在这种背景下，最后就出现了一种怪事，“民田一亩值银七八两者，纳饷至十两”。也就是说，买一亩田的价值才七八两银子，而种一亩田却要缴纳税银十两。慢慢地，种田种地的人越来越少，田地荒芜，流民越来越多。
有人显然是知道这里面的道道的，劝说朝廷谨慎征饷。
但户部有官员向崇祯道，咱们一亩田才征0.03两银子，也就够买几斤米，每亩田多收几斤米，这多吗？
崇祯一听，有道理啊，听起来好像要征几百万，分摊到每亩田，才几斤米，这必须得征，崇祯还想多征一点呢，你们每亩田多征十斤米都可以嘛。
这时有温体仁说话了，说东江镇囤田建堡，种了大量良田，当纳入点数征饷。
意思是，数清楚东江有多少亩田，然后也征饷。
崇祯转头问骆养性，可有其事？
骆养性马上道，旅顺和皮岛，还有金复州，都被丁毅囤了很多田。
于是，朝廷也不派人去现场实核，仅凭骆养性和温体仁一句话，核东江镇为三十万亩田，每亩征0.03两，东江镇以后每年要给9000两银于朝廷。
事实上这时朝廷已经几个月没给东江镇发饷了，这次也是，朝廷要下发的军饷暂缓，反过来要征东江镇的田课。
兵部尚书张凤翼当时有点反对，因为东江镇好歹也算朝廷精兵，也打过诸多胜仗，眼下这么干，会寒了东江镇的将士心。
温体仁又道，东江那边，自己种田，还有朝鲜也提供粮食，毛文龙当年一百万辽民都活下来了，丁毅现在十几万辽民也养不活吗？
至于他的军饷，朝廷不是不给，现在钱少，先给辽东啊，那才是大明重镇呀。
在场诸大臣纷纷点头，表示温体仁说的有道理。
接着温体仁又提出，朝廷在登莱的千户所，可以调换些军将，比如将百户杨端调到夏河寨前所。
这话深得崇祯的心。
崇祯一直是想调丁毅的大将的，但怕对方不听调，朝廷和自己会丢脸。
比如像祖大寿，袁崇焕被杀后，基本就是不听朝廷号令了。
现在他们打算从百户级别试一下。
于是，杨端接到调令，和陈济民对调。
当时丁毅正征日，杨端也不敢不听，但他去夏河报到之后，就以身体不适为由，回家养病，偷偷回到海阳所。
崇祯听到消息，勃然大怒。
丁毅这般跋扈也算了，手下兵将也不听号令，眼中还有朝廷吗？还有我崇祯吗？
杨端称病不出，在崇祯眼里，等于是抗旨，是可以诛灭九族的大罪。
但眼下，他却不能拿杨端开刀。
人家有病回家，这是很正常的理由啊。
温体仁这次试探算是失败了，但却让崇祯对丁毅的印象进一步加恶。
可丁毅对此事毫不知情，真是人在日本逛，祸从天上降。
事后温体仁和骆养性眉目传情，都是很开心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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