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叶晨家小小的客厅里灯火通明，充满了饭菜的香气。叶晨和贺秀莲夫妻俩双双下厨，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家乡菜，热情地招待田润叶和田晓霞这对堂姐妹。
秀莲特意做了润叶爱吃的红枣馍，叶晨则露了一手铜城学来的辣子鸡，红彤彤的辣椒映着几人久别重逢的笑脸。
随着几杯温和的米酒下肚，饭桌上的气氛渐渐热烈起来。然而，细心的叶晨和秀莲都注意到，田润叶虽然强颜欢笑，但眉宇间总锁着一股挥之不去的愁苦之色。
田晓霞也察觉了表姐的异样，忍不住放下筷子，关切地问道：
“润叶姐，你这次来省城，是不是遇到什么难处了？看你脸色不太好。”
田润叶握着酒杯的手指微微收紧，指节有些发白。她抬眼看了看围坐在桌边的亲人——有自己的堂妹，有在她最艰难时无私帮助过她的叶晨和秀莲嫂子，都不是外人。她深深叹了口气，仿佛要将胸中的块垒都倾吐出来：
“不是我出事，”她的声音带着一丝疲惫和难以启齿的涩然，“是……是丽丽和惠良他们两口子。”
随着田润叶的叙述，一个关于婚姻背叛与时代思潮剧烈碰撞的故事，缓缓在众人面前展开。
从叶晨那篇引起巨大社会讨论的现象级小说《少年犯》开始，那些直面社会现实、触及人们心灵痛处的文学作品，哪怕只是一个短篇，也常常立刻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喧哗。也许有史以来，华夏文学直接的社会效应从未达到过如此巨大的程度。
在这种状况下，“作家”这个行道变得异常地吃香起来。一时间，有志于此道的人多如过江之鲫。
文学作品的数量逐年骤增，犹如决堤洪水；相应地，水来土掩，各种文学杂志也纷纷面世；华夏眼看就要成为文学的“超级大国”了。
然而，这蓬勃的好现象中也夹杂了一些令人忧虑的成份。有许多人因自知在理工科方面深造无望，便转而将目光投向看似门槛较低、又能迅速获得声名的文学领域，将其当成了纯粹的谋生手段乃至成名捷径。
更有个别人对此几乎中了魔法，变得狂热偏执，甚至有人丢了正式工作，撇下妻室儿女，怀里揣着成堆的废稿和报刊编辑部几句敷衍的退稿信，带着一种近乎宗教般的狂热，长年周转于各个编辑部之间，做着不切实际的文学梦。
为了迎合这股文学的狂涛巨浪，许多文学报刊杂志，纷纷办起了什么“文学讲座”、“刊授大学”、“函授大学”……以此满足和吸引成千上万的文学青年。尽管这类活动收费实在不低，但渴望叩开文学大门的参加者仍是蜂涌如潮。
一霎时，由主办单位出钱雇用的一些已经出名的作家，纷纷到各地去进行演讲，听众竟场场爆满。有时候，这类“讲座”还公开售门票，并兼售演讲者本人的着作，使得这类活动让主办方和演讲者都收益非浅。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三、四月间，省作协旗下《山丹丹》文学月刊的文学讲座，来到了黄原地区搞面授活动。
这次来讲课的，除了着名老作家、省作协主席黑白（黑老），还有一位新近冒出来的、“第五代”诗人的代表人物古风铃。
在黑老的关怀指导下，黄原地区去年初就成立了文联。此次面授活动就由地区文联协助《山丹丹》编辑部来操办。因为黑老亲临讲课，地区文化局也高度重视，出面协调。
客人到达的当天晚上，田福军就以地委和行署的名义，在黄原宾馆设宴招待了黑老一行人。出席作陪的有管文教卫体的副专员，兼着文联主席的地委宣传部长；当然也少不了地区文化局长杜正贤和文联副主席、本地诗人贾冰。
杜正贤的女儿杜丽丽，此时已经是《黄原文艺》的诗歌编辑，又是这次活动的具体工作人员，因此也参加了这个隆重的宴会。
为了安排好在黄原的活动，地区文联在黄原宾馆包下了与黑老他们相邻楼层的两个房间，贾冰和杜丽丽各住一间。贾冰负责侍候黑老，杜丽丽则负责陪同那位风头正劲的诗人古风铃。
几年来，杜丽丽在贾冰老师的指导下，已经在当地成了小有名气的女诗人；不仅在省级刊物上发表了一些诗作，甚至还在国家级的《诗刊》上露过一次面。
起先，她的诗风师承贾冰，讲究韵律和传统意象；后来，接触到更多新潮诗歌后，便自然地在意识上超越了她的老师，自觉加入了“新诗人”的行列。
不过，她知道，比起古风铃这样在全国都有影响的先锋诗人，自己那点探索又成了“落后流派”中的一员。
杜丽丽和古风铃是第一次见面。但她早已通过报刊杂志，崇拜这位名声在外的青年诗人。
古风铃作为《山丹丹》编辑部的诗歌组长，已经出版过两本诗集，据说他的诗还引起了国外汉学界的注意。丽丽特别庆幸这次能亲自陪同这位着名的新派诗人。
杜丽丽和田润叶同岁，今年已经三十了，但得益于精心的保养和时髦的打扮，看起来还象二十出头的姑娘那般光彩鲜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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