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捕闫建波的行动阵仗弄得还是挺大的，又是开枪又是使用手雷，不排除此事早就传扬开来，并被接头人所知。
张鑫华并不希望案件侦破再次走向死胡同，他看向方如今：“这件事你怎么看？”
“副组长，会不是提前或者是推后数天接头呢？”
理论上，这种情况也是有可能的。
情报传递过程中，双方约定的时间很多时候也会采取加密处理的方式，比如在表面约定的时间上做加减法，再进行进一步的转换。
这样，即便情报被外人看到，也很难一下识破。
张鑫华道：“提前还书还可以理解，但逾期了岂不是要留下痕迹？”
这确实跟方才的推论有些相悖。
方如今觉得思路应该再开阔一点，稍微思索了一下，开口说道：“逾期还书要留下痕迹，还需要缴纳滞纳金，毕竟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如果没有特殊的原因是不会这么做的。但也不否认闫建波会反其道而行之。
现在以‘王波’的名义借走的书只有这一本，无法进行对比分析并推导出规律，也不能确定两人接头的具体时间和方式。
所以，我认为我们必须针对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应对方案：
第一，也是就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一种情况，接头人被惊到了。如此，案子会暂时陷入僵局。
第二，如果接头刚好是一月之期，接头人也许出现在了蒋进的视线之外，或者是他很善于伪装，这就要对今天进入图书馆的人实施重点排查。
蒋进的眼睛不可能时时刻刻都盯在那本书上，难免有疏漏的时候，而对方恰好出现了，于是就错过了。
第三，如果是提前接头，时间就要往前提几天，排查的人员数量还要更多，难度也更大。
第四，若是接头时间推后，有蒋进在图书馆里盯着，我们还有机会。”
张鑫华点点头，打草惊蛇这件事确实不能妄下结论。
方如今提到的后面三种情况是建立在对方未被惊到的基础之上的。
如果是第四种还好，第二、第三种情况排查的工作量是相当大的。
就拿相对简单一点的第二种情况来说，图书馆一天进出的人流量少说也有几百人。
“副组长，我的建议是采取同步排查与继续监视的办法，你看是否可行？”
作为下属，即使胸中再有沟壑，也只能是谦虚地给长官提出建议，最终还是要长官来拿主意。
尽管，方如今知道张鑫华并非吴剑光，但他还是得这么做，长官就是长官，下属就是下属，身份这个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忘。
张鑫华挠挠头，时间的不确定性给案件的侦破带来了极大的难度，方如今提出的这个思路同他不谋而合，希望是接头时间推后，这样还有回转的余地。
就在这时，方如今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
“副组长，我还有一个想法，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有话直说！”
方如今道：“蒋进拉出了借阅这本书的名单，我认为这也是一个思路，我想顺着这份名单查一查，也许名单上的某个人会与闫建波有联系。”
张鑫华反应很快：“我同意！目前，我们的侦破思路便是以这本《天下名山胜景记》为核心，一切与这本书有关系的人和事，理应都在我们的调查范围之内。”
方如今拿起借阅名单，上一个借书的人叫刘文博，是临城大学的学生。
当他的目光停留在了还书日期上时，竟然有了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他立即拿起另一记录闫建波用化名“王波”办借书证的纸张，当寻到那组熟悉的数字时，眼睛顿时一亮。
“有什么发现？”张鑫华问。
“副组长，你看！”方如今指着两张纸上两组数字道，“这是刘文博的还书日期，还书后的当天，闫建波就用‘王波’”的身份办了借书证，并将这本书借走了，我认为这不一定就是巧合。我申请立即对刘文博展开调查！”
这个世界上，没有聪明的猎物，只有愚笨的猎人。
日谍在进行情报活动时不可能做到天衣无缝，破不了案的原因是因为做的还不够好，做的不够好的原因是因为距离真相还不够近。
张鑫华旋即明白了。
方如今的意思是，假设刘文博就是闫建波的同伙，那么他极有可能在一个月前通过《天下名山胜景记》这本书向闫建波传递过情报。
也许当时情报就夹在书页中，闫建波看过之后，再将情报销毁。
自己的侦破思路确实走向了误区，误以为闫建波撕掉借书卡的目的是为了隐藏书的出处和“王波”的假身份，竟然忽略了借书卡上其他的人名。
从闫建波传递情报，到闫建波接受情报，只是稍微换了一个思路，一切便霍然开朗起来。
“好，就按你说的办！不过，我要提醒你们一下，现在临城大学可不太平，党务调查处临城调查室在学校里安插了不少眼线，你的调查只能是秘密进行，而且要十分的谨慎，不能被他们发觉。”张鑫华叮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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