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苏联还没有拍摄电影《列宁在十月》，所以此时也没有那句着名的台词“告诉列宁同志，布哈林是叛徒！”
但是对于斯大林同志来说，布哈林这种专注于经济领域的家伙，就是最大的威胁。所谓“异端比异教徒更不可容忍”，布哈林对于斯大林同志的经济政策有自己的看法和思路，这就已经是威胁了！
斯达领其实很羡慕隔壁的中国邻居，中华民国主席何锐在中国拥有无法撼动的影响力，何锐的政策根本不用担心任何人的质疑与攻击。哪怕是身为苏联的领导人，斯大林同志分析何锐的政策以及何锐政策取得的成就，也挑不出毛病来。
将列强赶出中国，打败了地缘政治的敌人日本与英国，又逼迫这两个国家反过来不得不与中国合作。与苏联不同的是，苏联打败了各国干涉军之后，遭到了世界各国的封锁。而中国完成了国家的独立之后，很快就利用世界局势，使得各国与中国合作。
斯大林同志其实有些不解，为什么何锐说出了那么明显的谎言，声称“中国是世界经济的增长点，中国愿意与世界各国分享中国发展带来的利益”。至少斯大林同志绝不相信何锐这种谎言，斯大林同志相信，何锐是想将世界各国投资骗进中国，然后将其消灭，进而吸收，将其变成中国的能力。
但是世界各国政府就真的相信了何锐的谎言，真的认为能够从中国的发展中获得利益。斯大林同志虽然不理解，但是也很佩服何锐竟然有能力欺骗世界上的列强国家。但这样的秘诀一定是何锐的不传之秘，苏联即便想了解，何锐也不会传授。
在此时此刻，斯大林同志问道：“亲爱的格里戈利同志，您认为要怎么做才是合适的呢？”
格里戈利人民委员没敢多说什么。他其实是担心斯大林同志利用清晰托洛茨基分子的机会对其他人下手。现在斯大林同志根本不提这个问题，只是问他想怎么做。如果格里戈利委员说点什么，都可能会被误解。
于是格里戈利人民委员答道：“斯大林总书记，我完全支持您的观点。”说完，格里戈利就老老实实的站在斯大林总书记面前，再不主动开口。
看到这些同志总算是没有犯错，斯大林总书记很开心。因为当下的局面，某种意义上有些天上掉馅饼的意思。
首先，斯大林负责对华贸易，真的不是他自己去争取的，而是列宁同志的安排，联（共）布尔什维克内部都对此非常清除。所以同志们认为，在斯大林总书记的领导下，对华贸易结出了甜美的果实。
其次，为了对付托洛茨基，斯大林提出了“一国社会主义理论”，这也是被逼的。然而“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同样在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下，在最近几年获得了巨大成功。
从1922年到1930年，苏联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升。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在分配体系上的优越性，使得苏联社会进入了一个空前公平的时代。充足的轻工业品，也使得表现优秀，生产效率更高的劳动者们得到了应有的奖励。
莫斯科、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1589年至1925年名为察里津。1925年，为了纪念斯大林的贡献，察里津改名为斯大林格勒），这些大城市中，国营商店中都是充足的商品。由于苏联的分配十分平均，以至于这些城市的居民虽然也排队购物，但是都是听说来了一批中国产的新式商品时才会排队。平日排队，队伍都不长。
而苏联产粮区的乌克兰与白俄罗斯，以及各个木材、矿产、工业地区，尤其是乌克兰地区，已经成了苏联的精华地区。在黑土地地区，普通的农户家里都有自行车，收音机，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成套衣服。那些工作极为出色的农户，家里还有全地形机动车，也就是机动三轮车。
集体农庄在苏联的比例不到8%，正是这8%的集体农庄，都拥有自己的拖拉机，收割机，以及几乎每年都会有升级的各种饲料加工设备。说他们的生活比苏共的中央委员还好，那还不至于。但是一个普通工厂厂长生活水平，还真的未必比这帮集体农庄的成员生活好到哪里。现在各个地区都向苏共中央请求，在本地区搞集体农庄。
斯大林同志现在每天的工作，就是询问基洛夫这样的铁杆支持者，对于各个地区的审查情况如何。那些地区是否具备建成集体农庄的条件。而且斯大林同志最近很欣赏一位叫做贝利亚的年轻同志，这位叫做贝利亚的年轻同志有着坚定的意志，能够以毫不留情的公正态度去面对所有存在问题的苏共干部。
如果贝利亚同志能够证明自己更适合契卡的监督工作，斯大林同志就会更加放心党内的监督。也就敢扩大各种审批。毕竟，在中国古老的智慧中有一句话，“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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