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礼法上讲，自然是高杰之子高元照，继承他老爹的爵位和兵权，可他毕竟年少，威望不足，能否压住那些叔叔伯伯辈的老将，尚未可知。
有道是主少国疑，徐州城内顿时暗流涌动。
随着高杰身死的消息被传播出去，这股暗流也随之扩大，同为四镇之一的黄得功，见高杰余部乱成一团，便起了吞并瓜分高杰部的兵马和地盘的心思。
李成栋等人还没挣出个高下，黄得功已经提兵北来，整个徐州顿时风雨飘摇。
身为江北督师的史可法在下达大军东归后，终于在这个关键时刻出现，王彦也终于得见这位名臣。
史可法在王彦心里是个十分矛盾的存在，他敬畏他的名声和清廉，可对其能力却又满腹非议。
史可法都督师江北已经有些时日，可实际上却一事无成，他在定策问题上犹豫不决，致使弘光乞援于武将，导致四镇坐收“定策”之功，从此尾大不掉，使朝政为军阀操纵。
适逢东林党人与马士英党争激烈之时，他身为首辅大臣，理应坐镇朝中，居中调和，可他却爱惜自身名声，不愿参与，让党争趋于恶化。
他上奏请设四镇，却毫无远图，河南、山东之地置之不理，只是想保住江南。
张岱就曾说过“以史阁部之设四镇，不设于山东、河南，乃设于南京数百里之内，此则阁部之第一失著。”
曾任商丘知县的梁以樟也曾上书史可法说：“守江非策也。公今以河南、山东为江南屏蔽，仿唐宋节度、招讨使之制，于山东设一大藩，经理全省，以图北直；于河南设一大藩，经理全省，以固山、陕，择大臣才兼文武者任之，厚集兵响，假以便宜。于济宁、归德设行在，以备巡幸，示天下不忘中原，如此克服可期。若弃二省而守江北，则形势已屈，即欲偏安，而不得矣。”
对于他人的建议，史可法也听不进去，其固执可想而知。
在江北四镇的问题上，他也昏招频出。
四镇之中，他谁也指挥不动，除了四镇自身的原因外，不得不说史可法对待四镇的策略，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四镇因为拥立弘光有功，本就跋扈难制，史可法不设法限制也罢，居然还想出为他们划分地盘，许其自征钱粮的愚蠢之策，来换取四镇的支持。
殊不知，军队有了自己的地盘，可以自行征收钱粮后，谁还会听命于中央呢？
另一个时空，另一个时代，一群掌握地盘和军队的督军们，不就折腾了中华几十年嘛。
史可法经营江北大半年，耗费钱粮、物资无数，可却没有什么成就，毫无进展，足见他能力的平庸。
这次他在高杰军中待了一个多月，苦苦劝说，才促使高杰出兵，欲实现配合清军讨伐大顺的计划。
可是因为睢州之变高杰被杀，他的联虏破贼之策彻底落空。
既然已经失败，史可法身为督师，就因该乘势改弦更张，放弃与满清媾和的幻想，整顿兵马，要么攻击河北，要么收拾河南，整军备战，可他却因为计划失败伤心备至，匆匆东归，坐失大好时机。
东归后，他又不对睢州之变进行总结，直到黄得功率部北来，同高杰余部剑拔弩张，将要引发内战之时，才匆匆前来安抚。
（作者认为对于史可法的誓死不降的民族气节，因该给以充分的肯定，但他的贡献却不值得过分夸张。南明二十余载，死节者，全家义死者，不计其数。史可法之所以为人追捧，我想是因为他官大，可其在弘光朝中，几乎所有的决策都是错误的，身为掌握军政大权的督臣，作者认为弘光朝快速灭亡，史可法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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