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彦是大明的国公，掌握重权之人，到了他这个地位，很多事情已经身不由己，他的属下，他身后的势力，都会推着他一步步前进，他没有做曹操的心思，但保不齐他的属下想让他做曹操。
岳飞名垂千古，被后人敬为英雄，但没人愿意像他一样，被冤死。
这两条路王彦都不想走，剩下郭子仪，刘伯温，张良之路，王彦也不甘心，他想自己走出一条新路出来，想要打破中华文明几百年一轮回，打破兔死狗烹的怪圈。
这时，王夫之听到王朝聘、王介之到来的消息，也赶过来拜见，见礼之后，他发现三人在房内的气氛甚为古怪，遂即相问，在得知原由之后，便说道：“天下之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大汉数千年来，数百年一个轮回，历代以来，不知多少先辈，欲改革存国，革此弊端，使国家传承万年，但多以失败告终，秦、汉、唐、宋，都以成为过眼云烟。士衡欲革除弊端，可有什么想法？而对于大明为何落到今日这个地步，士衡又有什么思考呢？”
房间里，他们四人坐定，便开始探讨起来。
王彦见三人都看向他，点头说道：“彦有心扫除数千年之弊端，心中确实有所思考。大明何至于今日，纵观历史，也能看出端倪。自古亡国多出七因，其一女宠，其二阉竖，其三强藩，其四悍夷，其五外戚，其六朋党，其七流贼。七者有其一，则国家不安，有其二，则国有倾覆之险，而大明自立国以来，独占其五矣！”
女宠，这个好像神宗有过专宠，引发了太子之争，但与历史上女宠相比，并不严重，姑且不算。
阉竖，这个远有葬送大明精锐的王振，近有臭名远扬的九千岁魏忠贤，明代阉竖数不盛数。
强藩，成祖以藩王得国，此时鲁王，桂王，之前的郑之龙，甚至王彦都可以说是强藩。
悍夷，满清已经占据两都。
外戚，这个好像真没有～
朋党，楚、齐、浙三党，东林党、阉党～还有崇祯末年的乱结党～
流贼，李自成、张献忠等都是大腕，连毅宗也被逼死，自然不用多说。
大明除了，外戚和女宠基本不占之外，独占其五，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只要占了其中一点都十分危险，而大明却几乎全占，可见变革的必要性。
事实上，明末也确实处于变革之中，变革的思想已经先后涌现，激烈的如李贽，温和点的如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士大夫阶层已经开始思变。
“士衡以为大明为何至此？”王彦自小跟随王夫之治学，思想多受其影响，王夫之显然已经猜到了王彦的一些想法。
王彦沉默半响，叹道：“君权太重，君臣失衡，所至也！”
王夫之点点头，“大汉数千年来，自始皇帝横扫**，君臣之争，就未曾停歇，但纵观史记，大体而言，君权日盛，而相权日哀。士衡准备如何改革呢？”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大汉族每隔一段时间必然改朝换代，陷入不停的轮回。这看似没有改变，但就根本而言，每次革鼎，我们的制度却一步步走向完善。纵观历史，便知历代先辈，一直在寻求两个平衡，君与臣，中央与地方。”
王彦微微停顿，然后接着说道：“我先说君与臣，自古臣权强，则权臣辈出，使国家动荡败亡，而君权强，又使天下兴亡寄予一姓，一旦出了昏聩之君，百姓必然困苦。自秦汉以来，朝廷代表臣权的相权，就一直被削弱，从独相到群相，到赵宋之时，便基本寻找到了君臣之间的平衡，宰相的权力被分散，但又可约制皇权，皇帝即便昏庸，朝廷依然能够运转，而权臣篡国的现象，也再未出现。”
中国古代，在隋唐之前，制度上最大的问题，就是宰相权利过重，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谁若是当了宰相还不篡位，他自己不急，下面的人都替他着急，“怎么还不篡位呢？该你当皇帝了！”
隋文帝杨坚以丞相篡位后，为了不重蹈覆辙，推行三省六部，分宰相之权，使之为群相。此后经过唐宋的完善，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历经数千年之发展，极于赵宋。
后世国史大家陈寅恪先生有言：“中华之文明，历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人们想起宋，往往只知皮毛，只想到他年年岁币的屈辱，却不曾真真了解，区区岁币，每年仅河北四个边市就能成倍的赚了回来。
辽国道宗皇帝言：“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于中华。”其铸造佛像，在后面刻下一行字，“愿世世代代生中国。”
辽人既然承认自己是中华，那么他所在的地方，东北，大漠，自然也是中华的一部分，中国的固有领土，也是这么来的，这与俄国的套路完全不同。
中华自古就是靠先进的生产力和文化，来影响周边蛮夷，而影响辽的正是许多人眼中的弱宋。
宋这样一个朝代，为何能存在三百多年？崖山之时，为何有十万军民，愿意为这个朝代殉葬，是值得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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