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发展到宋之后，理学开始盛行，等到明朝时推行八股文，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读书人成了死记硬背的书呆子，而士大夫阶层也多成了道貌岸然的理学卫士，使的整个社会受到压制。
明代工商业发展之后，兴起的新兴阶层，迫切需要新的思想，来打破理学的禁锢，心学诞生之后，被给予厚望，心学七派之一的泰州李贽，\u000b便扛起对抗理学的大旗，批判重农抑商，赞扬商贾的功绩，倡导功利价值，不过这虽然符合明代商业发展的要求，但也使得士绅重利轻义，给社会思想造成混乱，被温和派批判，觉得他太过激进。
眼下明朝最大的问题就是财政问题，弘光朝只剩下五百万两，现在就更不值一提，这与偏安一隅的南宋岁入一亿，平均也有六千万，简直无法比较。
任何一个改革，都至少需要一个阶层的支持，要么是百姓支持，要么是皇帝支持，要么是士绅支持，王彦要解决财政问题，看准的自然是新兴的商人阶层，以及与商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大家族，大官绅的支持。
中国在先秦时代，商人的地位，其实并不低，儒家在这个时候，并不压低商人的地位，孔子有“因材施教，有教无类”的主张，七十二贤之中的子贡，就是善于经商之人。
商人地位真正被压到最低，是在理学盛行之后，“存天理，灭人欲。”，在理学家看来追逐财富的商人，显然是人欲表现，所以商人被压制。
王彦不是书呆子，他要复兴古儒，并不是要全盘照搬春秋儒家的思想，任何时代都有其特殊性，他要做的是从古儒的思想中提取有利于他对抗理学的部分，打破理学的精神禁锢，以推商业的发展，改革明朝的财政。
西方人从古希腊，古罗马的典籍之中，寻找到了人文主义的光辉，冲破了宗教的精神禁锢，掀起了伟大的文艺复兴。
春秋作为中国历史上思想最为辉煌的年代，自然有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后人去复兴。
王氏家族的子弟，基本都是心学门人，心学从诞生起，就肩负着与理学分庭抗礼的重任，王介之自然不会拒绝。
王彦见他点点头，于是高兴道：“既然兄长应下，那彦会推荐兄长担任司业之职。”
明朝二百七十多年来，开科八十九次，共录取进士两万四千多人，平均每科二百七十人以上，也就是说，近三十年内，只有不到三十千人的进士。
考虑到中进士的年纪，以及古人的寿命，近三十年来，能够补充进入官场的人，并且活到现在的人，肯定还要少于三千。
国子监司业，是正六品的官职，如果在以前，王介之以举人功名，自然不能胜任，但现在朝廷的官员损失惨重的情况下，举人也成为了朝廷倚重的人才。
近三十年来，朝廷只录取三千人不到的进士，但甲申国变，南京失陷，杭州失陷，福州失陷，每一次损失的官员，都是以百来计。
现在朝廷迁入广州，之所以立马开恩科，也是因为官员的储备基本耗尽了，国家已经开始缺少大量的人才，必须马上补充，才能使中央正常运转。
王彦正是看到这一点，才急于掌控国子监。
这时他又看向王夫之道：“兄长之前在湖广以及赣南的功绩，我和万督师都有奏本上去，左阁老与我商议之后，吏部给出了两个官职，一个是国子监忌酒，一个是市舶司提举。我的意思是选国子监忌酒，但具体做什么选择，还是要看兄长的意思。”
国子监祭酒是从四品，官职虽然高，但是个清闲之职，不过却有利于培植党羽，而市舶司提举虽然是从五品，但权力极大，掌控朝廷财政的命脉。
王夫之明白王彦的意思，他知道王彦想让他出任国子监祭酒，这样他与王介之配合，国子监等于就是王氏的天下，培养出来的太学弟子，就都是受到王彦思想影响的王门之人。
如此将人脉建立起来，近期可能不会有什么效果，但十年二十年之后，当王彦稳定时局，进行全面革新之时，那就是一股决定性的力量。
王夫之明白王彦的意思，但他却有他自己的想法。
古代官场上有规定，被下放到地方做官的官员，第一不能在自己的家乡坐官，第二父子、兄弟同为地方官时，须要隔开三百里。
现代人总是小看古人的智慧，但古人在制衡之道上，其实一点不输于现代，这些好的东西学起来，也不会出现一些老子局长，老婆副局长，儿子科员的乱像。
这时王夫之微微一笑，说道：“我知道士衡的意思，但凡事过犹不及，我王门学说一直被朝廷打压，这个时候国子监忌酒和司业都由我王氏兄弟来做，不仅会引起朝廷的注意，也会使得理学迅速反扑，反而不利于学说的传播。”
王彦点点头，思考一阵，心学发展了百余年，依然没有撼动理学的地位，他知道自己确实有些心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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