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本身而言，是中国发明最伟大的一项选官制度，是社会阶层流动的一个阶梯。
它在中国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影响深远，可同时他也存在许多问题。
单就制度而言，他已经十分优秀，在同时代找不出比他更好的，找不到可以替代他的制度，但他并不完美，因为任何制度和规定，都是聪明人和统治者，来限制普通人，维护他们利益的。
科举也是如此，考试选官的方式，并没有错，但是考试的内容，以及考什么，却掌握在统治者手中。
如果皇帝开明与士人共治，那考试的内容也就相对灵活，但是如果遇见独裁君主，只是为家天下，那考试的内容自然也会有所限制，考试的内容会过分的去强调对君王的忠诚，限制考试内容，僵化人的思想。
王彦的位置现在有些尴尬，上不上，下不下，他肯定是不能再去为皇帝选官，去强调对皇帝的忠诚，所以原来的八股废掉，原来考试内容只限于部分儒家经典，重孔轻孟，现在重视孟子，加入杂学。
这些都是为了冲淡忠君的思想，让人们也读一读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及推广心学。
这都是在为王彦眼下的行为和所处的位置，来找合法性，王彦不希望背上骂名。
当然他这样做或许也是徒劳的，但人哪能看到以后，不管后世怎么说，他该做的还是要做的。
不过明朝向来家国不分，一味的去打压忠君，同时也就不可避免伤害了整个大明朝的凝聚力。
原来所有人都有一个效忠的对象，现在突然没了，被压制了，那该效忠谁？
现实是很残酷的，人就是生而不平等，一百个人里面，总会有聪明的，有笨的，而且笨的还占了大多数。这还只是资质上的不平等，还有家庭的不平等，身份的不平等。
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还是需要一个皇帝，这让他们的内心感到安稳，也是天下凝聚力的所在，如归冒然摧毁，那就只能形成思想上的混乱，让大多数人失去归属感。
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历史上又是如何解决呢？
大多数王朝最后都是用效忠于本民族，效忠于国家，用一种想象共同体，来代替国王或者教会，完成了这个转变。
此时的明朝也正处于这种思想转变的时刻，王彦对于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便十分推崇，正用忠于大明，忠于天下来取代忠于皇帝一家。
这种思想上的改变，特别是心学和孟子学说的兴盛，让部分人开始质疑皇权，但同时也带来了另一个效应，他们也会质疑王彦，质疑楚王这个监国。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既然君都轻了，那王彦这个监国，也重不到哪里去，甚至有人还研究起了墨子。
这就让统治者，感到恐惧了！
这不仅仅是质疑皇帝，也是质疑王彦，质疑内阁，质疑所有的当权者，这才是思想上真正的解放，是士人们自己想通了，顿悟了，而不是谁来教他们怎么做。
如此一来，按着民贵的思想，王彦要保持他的合法性，就得为民多干点好事，这样才能得到认可，否则他霸占监国的宝座，却不干人事，那就与他所提倡的东西背道而驰了。
不管王彦是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总归需要为民做事，得到天下的认可，这成了王彦改革做事实的动力。
皇帝对待科举，挑选官员时，多半是有没有能力先不说，先挑对皇帝忠诚的，而眼下没有一种忠于权臣的思想存在，王彦只能选能干事的。
他将有能力，能干事的人才选拔上来，天下安定，百姓富足，百姓脑壳有包才会倒王。这样一来，监国之宝，王彦也坐得踏实。
这次科举考试的进一步改革，其实是整个明朝官制改革的一个基础，也是今后改革的第一步。
房间内，两侧的声音，不时的传来，王彦与顾炎武、钱谦益坐在一张桌子前，上面摆着几碟子小菜，还配了一壶好酒。
几人听了一会儿，钱谦益拍了王彦一个马屁，“监国，这次将科举分为政科和事科，实乃千年来一大创举。”
科举刚开始时，分了许多种类，后来才逐渐统一，王彦着根本不是什么创举，但他还是欣然接受了士林领袖的马屁。
王彦将筷子放下，“党争这个问题，由来已久，最耗国家元气，损耗人才，耽搁政事，多少名臣毁在党争上。”
王彦顿了下，自嘲道，“当初孤为官时，对此十分厌恶，还谏言高宗皇帝，要废除党争，禁止党争，然而事实上孤却是一路党争，才走到今日。现今回想起来，当初未免太过理想，这党争是禁止不了的。”
说到党争钱谦益比王彦的感慨还要多一些，一旁的顾炎武却笑道，“监国正是考虑到党争不能禁止，所以才想将朝廷官职改变，分为从政的政务官和具体做事的事务官么？”
王彦也笑了笑，“不错，党争既然不能禁止，那朝廷也没必要遮遮掩掩，今后政务官可以明面属于何党，但是事务官，还有武官则禁止结党，这样就算党派斗得厉害，朝廷的具体事务，却不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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