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秀山主峰高仅百丈，远不及桐柏山、伏牛山诸峰峻险高峙，但明秀山紧挨着泌阳城，山峦丘陵环峙，植被繁茂、山清水秀，景色极佳，还有一座建于前朝初年的天圣庙，乃是泌阳县香火繁盛之地。
天圣庙落成迄今已有四五百年的历史，天宣年间泌阳县衙还专门出面筹集钱粮进行过大修，庙里除了三座大殿、数十间黄瓦红墙的厢房经过翻修外，还新添了一座山门，乃是远近闻名的大庙。
不过，京襄制司成立之后，由于公用建筑太少，徐怀就下令将天圣庙直接征用作为选锋军在城东的一处驻地。
年后赤扈大幅缩减中路兵马，持续两年的对峙作战宣告结束，京襄也大幅缩减常编兵马，超过二三十万的兵卒或回归辎兵序列，或返乡参与地方建设。
不过，制司不仅没有让绝大多数的军将武吏退出现役，还对天雄军、选锋军在框架上进行了扩编。
目前不仅战事暂告一段落，营伍操训等事也大为减轻，正是大部分武将军吏从营伍脱身出来，进入各级武士斋舍进行修习的良机。
目前除了汝申蔡三大战区以及泌阳将原有的武士斋舍，正式改编为四大初级军事指挥学堂，负责中下层军官及预备军官的修习、轮训外，徐怀还将进一步改建后的天圣庙腾出来，新成立京襄高级军事指挥学堂，专门负责对全军中高级武将的轮训。
目前京襄全军不算辎兵序列，仅守兵、战兵序列，都将级以上军将人数就已经有五千人，其中营级（指挥使、副指挥使）以上的军将人数也超过千人。
早年崛起于桐柏山间，徐怀就将铸锋堂卫作为核心力量进行培养；卫戍朔州期间，另设励锋堂作为凝聚嫡系力量的核心；待楚山军初成规模，更是将重点转移到武士斋舍的建设上，徐怀也一直亲自担任武士斋舍的山长——
这一次，徐怀同样亲自担任京襄高级军事指挥学堂的山长。
武士斋舍也好，初高级军事指挥学堂也好，除了培养、提高各级军将武吏的军事指挥能力外，更为重要的是为京襄各级军将武吏提供了进行集体生活的空间跟机会……
大越立朝以来，长期实行的是以文御武、以文治武，将庞大的军队分拆开来，依附于层次分明的文官体系组织运转。
现在诸路防区，将文官体系从军队之中排除出去后，顾氏、高氏原本就是将门世家，主要依赖于嫡支系子弟及家臣部将组成各级指挥机构，掌握军队。
葛伯奕（葛钰）、刘衍虽然也是将门出身，但在之前的战事里，葛氏、刘氏受到惨烈的打击，嫡支系子弟存世不多，但关系维系较久、较深的家臣、部将群体，则成为他们掌握军队的中坚力量。
杨麟（杨祁业）、韩时良根基要更浅一些，但他们在汴梁沦陷之前，就已经是都指挥使一级的高级武将，而且在汴梁沦陷时，他们核心部众都没有受损，之后都在核心部众的基础之上扩编兵马，因此对军队也有较好的掌握。
邓珪以及张辛等部指挥体系基本上都是在建继帝襄阳登基之后新搭建出来的，就更没有什么根基可言。
因此绍隆帝登基之后，轻易就将张辛等人的兵权解除，而邓珪不得不选择依附顾藩，还第一个站出来献上驻戍分置之策，才得以率部入驻淮东。
然而这几路兵马还共同存在一个难以忽视的缺点，那就是中高级将领与中下层武吏之间是严重脱节的。
诸部都将以下的中下层武吏，基本上都是以宗族乡族首领为主，与军队高层缺乏直接的联系与纽带。
这主要是由当前兵卒招募的形式所决定。
对绝大多数都目不识丁、长大成年之后甚至都没有机会走进县城稍微见一下世面的普通兵卒而言，宗族以及聚族而居的自然村，基本就是他们与这个世界联系的全部。
不仅普通兵卒进入营伍之后，只认宗族乡族首领，军队基层也不得不依赖于宗族乡族首领才能组织起正常的操训，进行正常的排兵布阵。
中高级将领与基层武吏的脱节，以及基层武吏的参差不齐，决定了当世出城野战，只能以严密的阵型去约束一队队兵卒进行作战。
一旦阵型被打散，短时间内很难再重新建立起新的指挥体系来，也导致阵型一旦被打散，常常就直接形成不可挽救的溃败。
京襄能够破除这一点，一方面是坚持从普通兵卒里选拔骁勇善战者进行培养，保证中下层武吏的充足供给，保证小队兵马具备一定的独立作战能力，一方面将各级军将武吏的修习、培养集中起来进行，促使他们形成一个彼此熟悉而凝聚、上下贯通的群体。
相比其他兵马，凭借严峻堪称残暴的军法，保证上下级的军令传达、执行外，京襄当然也需要一定的阶层差去保证指挥体系的正常运转。
不过，京襄的军将武吏以军功为基础，再辅以不同等级武士斋舍的修习年限，进行阶层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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