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武行营驻以第四到第六镇步兵，辅以少量的番营及诸路州府轮戍兵马，总兵力控制在四万人以下。
朔方行营驻以第七到九镇步兵，辅以少量的征募番营、诸路州府轮戍兵马，战守兵控制在四万以下。
云朔行营驻以第十到第十二镇步兵、第二镇骑兵，辅以少量的征募番营、诸路州府轮戍兵马，战守兵控制在五万以下。
燕蓟行营以主第十三、第十四镇步兵、第三镇骑兵，辅以少量的征募番营、诸路州府轮戍兵马，战守兵控制在四万以下。
此外除了第十五到第二十二镇步兵、第四镇骑兵、第一到第四镇水师的驻地以河南、淮南、荆北为主，拱卫南阳、襄阳两大核心区、镇慑西秦、浙西不敢有什么异动外，徐怀还决定调苏蕈率数千步骑精锐前往贡嘎山，与赵善、吕靖、刘福金等将统领的兵马并设步兵第二十三镇，准备会同西燕郡国所辖的第二十四镇军主力，借道吐蕃高地，从南面牵制占领河湟地区的虏兵，减轻秦凤行营西进的压力。
而新收复地的民生休养与恢复，司空府暂定也是以渭河流域以及汾水、黄河中下游流域的治理为主。
黄河下游近两百年来都刻意不治水利，使得河北平原长年深受水患之扰，着手治理黄河中下游流域，客观上能促进这一地区的农耕及交通大发展。
同时输入大量的钱粮，以工代赈，不仅能使地方民众得到休养，也能对当地的民众进行相应的组织、梳理，在这一个过程当中，将地方基层治理确立起来，还真正的加强民众对中枢及司空府的认同感。
这要比单纯的发放救济，又或者单纯从地方役使民力，都要好得多，见效也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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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大越立朝一百七十年以来，在黄河下游一直都没有实际的征募数以万计、十数万民夫去修筑大堤，约束其在河北平原上的流向，但也不是完全没有相应的意图或设想。
大越立朝之初，由三司修造案掌管水政，之后又独设河渠司继之，永熙年间设都水监治理水利，还设立疏浚黄河司等专门的机构，除了保障黄河中游河道的治理，但同时对下游的水文地理都有详细的资源留存。
而滑州、魏州等地，位于黄河中游往下游过渡区域，其土质松软，水患频发，却又因为属于大越注定重视的重镇藩屏之地，是必定重视水患治理的地方，朝堂也是在这些地方积累了大量的治理黄河的经验。
汴梁沦陷后，陈居卿、王仲元等一批熟悉河务的官员成功南逃，迄今乃在中枢都水监及工部任事。
因此钱择瑞、刘献等人前往河北、齐鲁行省出领制置安抚使、转运使等职、执掌地方权柄之后，司空府很快就专门设立新的疏浚黄河务司，调工部郎中王仲元等官吏主持，协同河北、齐鲁两省先着手进行滑州、魏州及郓州、曹州境内的黄河大堤修筑事宜。
其时南接颍水、北接汴河的蔡河已经完成修缮，河道复通，从八月下旬、黄河中下游汛情有所减弱之后，上百万石粮食等物资就源源不断的经颍水、蔡河北上，然后经黄河运抵滑州、魏州、郓州、曹州等地。
除了司空府直接征派的两万辎兵外，河北、齐鲁行省还从当地征募十万青壮民夫，入秋之后就率先启动滑州、魏州、郓州、曹州境内的黄河大堤修筑，同时对下游进行地质勘测，确定新的河道，以便在明后年初步修成下游入海大堤。
黄河下游水道固定下来之后，源出太行山东麓，经河北平原入海的漳水、易水、拒马河等河道也要进行疏浚治理，才能令河北水患得到根本性的治理。
绍隆十二年秋冬，位于丹水上游的武关故道也着手进行大规模的修缮拓宽。
武关道又名商山路，最初乃是春秋时期秦楚两国出于相互争夺的需求，利用秦岭北侧的灞水河谷与秦岭南侧的丹水河谷连接开辟而成。
汉唐定都关中，武关道作为帝都连接荆襄地区的国道，一直都备受重视；却是大越立朝定都汴梁，武关道的地位才被削弱。
徐怀既然决意定都襄阳，武关道作为襄阳及南阳连接关中的要津，比绕经河洛走崤函故道进入关中要近上千里的路程，自然也就提升到与郑泌大道、泌鄂大道同等的地位上。
又由于陕州、潼关境内的黄河流段礁石密布、水流湍急，不利行舟，唯有进一步拓宽、修缮武关道，才能源源不断的将粮秣布铁等物资大规模输入关中，支持关中地区的休生养息，支持秦凤、灵武、朔方行营对外征战，更加刻不容缓。
绍隆十二年秋，为拓宽、修缮武关道，一次就征派十万辎兵。
武关道的修缮标准，也是提高到承受五十石重载马车通过的水准。
这也注定原有的那些过于狭窄、险僻的路段，要么就要大规模凿石开山，要么就要开辟新的碎石路，还要架设数十座大小铁桥，工程量自是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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