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现在袁世凯最在乎的只能是日本人的态度。
曹汝霖说：“都是日置益公使的原话，他还说，‘中国复辟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好事，因为我们中日两国为一衣带水之近邻，若贵国君臣易位，我大日本天皇也受影响’。”
袁世凯心中的石头稍稍放下一些，曹汝霖继续给他吃下一颗定心丸：“日本首相大隈重信也在公开声明中认为，‘以今日中国民情以及国民知识发达程度的实际情况观之，均未达到共和程度。如果想做中国的皇帝，请袁大总统放心去做，日本愿意帮助一切’。”
袁世凯没想到日本人这么铁，首相亲自帮自己站台，继续确认道：“是公开声明？”
曹汝霖说：“千真万确。”
袁世凯又问：“英国公使朱尔典哪？”
曹汝霖说：“朱尔典公使说，‘若贵国无内乱，则随时可以实行。此系中国内政，他人不能干涉’。”
其实英国没心思研究远东事务，朱尔典这么说完全是因为受到日本表态的刺激。一开始英国担心实行帝制将影响中国政局稳定从而影响其在华利益，如今为了与日本争夺在华主导权，才对袁称帝的态度转趋积极。
“太好了！”袁世凯心中彻底大宽，只要有英日两国背书，就不用担心太多。
不过说到底他们两家全都属于口惠而实不至。
袁世凯如此关心洋人态度，完全是晚清民国时期的无奈之举：从八国联军侵华的庚子国难开始，晚清与民国的政治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中国自己的政治；在很多实质问题上，已被西方强国以及东邻日本所左右，牵涉到很多错综复杂的国际背景。
比如一些国家对民国政治走向的掌控，以及对其他势力的暗中支持、操纵和阴谋，甚至牵涉到列强之间为民国政治格局的平衡所进行的交易。
非常像那句“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而与此同时，国内的各种派系出于壮大自身的考虑，一个个也会争先恐后寻找国际势力支持，有的甚至不惜丧权辱国，向外国做出承诺。
英日两国不太明确的话语让袁世凯以为自己扫清了最大障碍，于是问杨度：“筹安会推进到什么程度了？”
袁世凯称帝一事上，杨度是绝对的第一“功臣”，他回道：“大总统，我已在最关键的约法方面进行了修改，但通过还需要更多努力。我们可以先行礼仪准备。”
袁世凯两根手指搓了搓，“称帝事务繁多，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你多加小心。”
杨度说：“属下明白。”
貌似很多人在讨论袁世凯恢复帝制时，都有意无意忽略了一个根本点：袁世凯究竟是搞君主立宪，还是为了恢复封建专制？
虽然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同为拥有君主，差别可大了去，本质上就不一样。
君主专制就是落后的封建方式，君主立宪则有民主意义。
按道理，关于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应该先搞清楚这一点再说其他的。
不过袁世凯只当了83天皇帝，并且大部分时间都在调集军力对抗南方革命派，根本没搞多少事。
总体上看，洪宪帝制自始至终是在君主立宪的旗号下进行，但袁世凯所做的似乎又缺乏某种系统性。典型的就是恢复皇权的同时，袁世凯所进行的以“三权分立”为特征的立宪派工作一点都不充分，他似乎真的只是在恢复帝制，相关的立法机构和内阁并没有同时恢复。
这就是硬伤了。
但到底是想要帝制还是立宪，真实想法或许只有袁世凯清楚；也可能袁世凯自己也不清楚怎么会走到这一步。
整个称帝过程匪夷所思，就像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推动着，恍惚之中就像坐上过山车。
他取“洪宪”二字作为年号，取的是“弘扬宪法”之意，“洪”是帝德之大，“宪”是民主宪政。
不过他有自己的小算盘：袁世凯想建立的君主立宪制国家，有很大成分的专制性，就如同日本的君主立宪，虽然日常事务由内阁处理，但在重大事情，如在军队的统治上，天皇还有重大的影响力和决断力，并且在全民范围和教育上竭力推行忠君爱国的儒家道德，这样就能把君主推到一个很高的位置。
看起来似乎机关算尽，但聪明的他没想到的是，往往只要继续往前半步，真理就变成了谬误。
袁世凯嘱咐说：“劝进的民意必须调查清楚。”
杨度回道：“全国各地自发成立了许多民间劝进团，而且陆续有祥瑞报告。不管国民还是上天，对于大总统称帝一事都无比期待。”
“什么祥瑞？”袁世凯很关心这个问题。
杨度说：“不止一件，至少有十二桩祥瑞。一曰紫藤草，二曰龙入室，三曰龙出水，四曰月有晕，五曰蛙无声，六曰蝎当楼，七曰天雨血，八曰犬登殿，九曰大老妖，十曰蝗应瑞，十一风折旗，十二蛙南迁。”
都是些很扯淡的事情。
比如紫藤草就是有人说袁家祖坟上长了根紫藤，但谁知道是不是大半夜有人偷偷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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