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京城后，蔡元培、李大钊、胡适等北大教授为李谕以及刚从法国回来的李石曾接风洗尘。
李谕提起段祺瑞几天前给自己说的关于《争自由宣言》一事，提醒说：“北洋高层或许会对蔡校长不利。”
胡适说：“曹锟只是个面子货，啥事都听手下大将吴佩孚的；就是张作霖确实不好琢磨，据说他出身马贼，什么事都办得出来。”
蔡元培还是不以为意：“张作霖来京不过是向徐世昌总统讨要几百万军费，他们折腾一阵子，迟早要走。”
李石曾说：“如果真是这样就好，但我在上海报纸上看到的内容表面，事情似乎没那么简单。”
蔡元培疑惑道：“上海的报纸都报道了？我在京城竟然没看到。”
李石曾拿出一份《时事新报》：“你们看。”
报纸上有一篇名为《曹、张宴客时之趣语——忽谈“姓蔡的”》文章：
曹锟、张作霖来京之日，于饭店宴请各部总次长及军警长官。席间，张作霖卒然问曰：“诸公可曾听说北京有个姓蔡的闹得很凶吗？”
曹锟应曰：“是不是那个男女同校的蔡元培？”
……曹锟即环顾王怀庆（京畿卫戍总司令）曰：“老弟何不看管他起来？”
席间竟有相顾失色者也。
胡适看完后气道：“我们刚在宣言上说要言论自由，他们就打压堂堂北大校长？”
蔡元培面色也有些不快：“都说曹锟敬重文化人，不应如此。”
胡适越想越气：“他们只想让我们做老老实实的文化人，但凡沾一点政治，就触了他们的逆鳞。哼！十年了，城头变幻大王旗，我看这个民国是真正的一蟹不如一蟹！”
他确实挺生气，新成立的直系、奉系共管政府突然加强了对京城思想和文化的控制，胡适主编的新报纸《每周评论》屡遭查封。
在民国的国庆时，他还写了一首有点意思的现代诗表达气愤的心情：
十年了，/他们又来纪念了。/他们借我们，/出一张红报，/做几篇文章；/放一天例假，/发表一批勋章：/这就是我们的纪念了!
要脸吗?/这难道是革命的纪念吗?/我们那时候，/威权也不怕，/生命也不顾；/监狱作家乡，/炸弹底下来去：/肯受这种无耻的纪念吗?
别讨厌了!/可以换个法子纪念了。/大家合起来，/赶掉这群狼，/推翻这鸟政府；/起一个新革命，/造一个好政府：/那才是双十节的纪念了!
李石曾老成持重，对蔡元培说：“校长，避避风头没什么大不了，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没必要和军阀斗气。”
李谕也说：“您不是刚成立了中法大学吗，趁着这个机会可以去趟法国考察教育界，顺便在法国成立一个中法大学海外部。”
李石曾说：“是个好主意，正好疏才兄弟与欧洲学界关系匪浅，这件事完全可以操作。”
蔡元培无奈道：“好吧，就按你们说的办。”
喝了几杯酒后，李谕又对一直没怎么说话的北大教授傅岳棻说：“傅教授，您是不是担任着国立京师图书馆馆长？”
国立京师图书馆就是后来的国家图书馆。
“是的。”傅岳棻说。
“我正好有一批书想捐给图书馆。”李谕说。
傅岳棻眼睛一亮，放下筷子说：“多少册？”
“两万册，”李谕说，“而且都是精品书，当年北洋政府高级顾问英国人莫理循留下的。我买了下来，本来想运到上海大同大学，但看了看多有重复，不如捐给国立京师图书馆。”
“真是太好了！”傅岳棻高兴道，两万册不是小数目。
李谕继续说：“另外，还有一些我购买的各种科学类书籍，要是把杂志也算上，差不多三万多册，家里放不下，也捐给你们吧。”
这时候的书本价格贵得很，对他们来说是大手笔，傅岳棻难掩激动：“院士先生高义！我在国立京师图书馆中专门设立一间大房子，冠上院士先生的名字！”
李谕笑道：“那你最好准备得大一点，我怕塞不下。”
傅岳棻说：“没问题！落成之日，我专门请院士先生前去过目！”
“荣幸之至。”李谕说。
穿越前，李谕去过好多次国图，但都是新修的总馆，此时的国图只有古籍馆，建筑也挺气派。
——
最近李谕在北京的几所大学又例行开了讲座，多年下来，几乎所有在校理科生都听过李谕的讲座。
今天来到北大，正好在校园中碰到鲁迅。
“李谕院士，你没去看蔡胡吵架？”鲁迅问。
“吵架？吵什么？前几天不是还一起吃饭哪？”李谕疑惑道。
鲁迅笑道：“最近胡适之博士写了一本《红楼梦考证》，开篇就说‘向来研究这部书的人都走错了道路’，矛头直指蔡校长。”
对《红楼梦》的研究向来已久，清朝时就挺多，主要是索隐派，——所谓索隐，可以简单理解为影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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