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不如者勿与挑战，粟不如者勿与持久。
战国时期，长平之战爆发，赵军四十万人因为粮草不济而选择突围，最终惨败。秦朝末年，项羽派兵断了秦军粮道，取得了“巨鹿之战”的胜利。三国时期，官渡之战，曹操火烧袁绍军粮，袁绍大败，曹操从此称霸北方……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孙子兵法》也曾说：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
在冷兵器为主的战场，粮食是军队后勤保障的关键。“粮食”在这里有两层意思，第一是狭义的粮食，指士兵们日常食用的食物。第二是广义的粮食，不仅包括士兵所能果腹的所有东西，还包括战马所使用的草料。
关于粮食对战争的重要性，在中国古代诞生许多至理名言，如《兵法百言法部粮》说道：食者，民之天，兵之命。
辛弃疾也在《稼轩集钞存》中提出：用兵制胜，以粮为先。
正是因为粮食对战争极其重要，因此粮食的后勤保障，就更加让战争双方重视。若是前方打仗，因为粮食没有运到，数十万将士嗷嗷待哺，那这仗没法打。不仅是在进攻时，在防守时也同样需要大量的粮食。
《管子》曰：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
意思是，城池的守卫，虽然在于兵，但归根结底，还是在于粮食。在东汉末年，曹操对军粮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理解，不仅在官渡之战中火烧袁绍的粮库，还采用谋士枣祗和韩浩的建议，让流民和士兵参与屯田，以至于曹操的军粮充足，为曹操扫平北方，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早在周朝就有了军粮的储备制度。国家要想备战，必须要做好军粮的储备，若国库空虚，不管是主动的战争还是被动的战争，都没有底气打赢。
《周礼》记载：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
也就是说，沿途的这些“委积”机构，平时积蓄粮食，若遇到战事，都作为战时的储备粮。
有了粮食储备，若粮食运送不到前线，一切都是徒劳的。在战场上，粮食的运输至关重要，有“师行粮从”的说法，军队走到哪里，粮食就要送到哪里。因此，军队除了前方有战士在拼命，还要在后方设置运粮官和运粮渠道，保证粮草的补给。
而运粮者在路上本身是要消耗粮食的，毕竟，他们也要吃饭。也就是说，运粮的路途越远，不仅在运输时间上没有优势，在运输重量上也会消耗更大。运粮其实就是在减少百姓的口粮，很多时候，若战争和运输消耗的粮食过大，民众饥饿，就会造反。
总而言之，如若国家储备粮不足以支撑、运粮力量跟不上，那便远离战争，否则必败。
定、宁此战，没有胜者，且将各自的优劣展露于世，最大得益者在北方。
草原游牧民族何以要侵扰南方，最根本之处恰好便是因为物质短缺，一如那个时空某岛国要四处侵略。
辽初，军队出征，人马不给粮草，日遣打草谷骑四出抄掠以供之。这种无专门的后勤保障，靠军人自筹给养，掳掠民间粮草财物的方式，被辽人称作“打草谷”。
“草”，是喂马的饲料；这“谷”，是士兵食用的粮食。合起来称为“草谷”。
“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纵马于野，弛兵于民。有事而战，彍骑介夫，卯命辰集。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糗粮刍茭，道在是矣。”
契丹是一个兵民一体的国家。平日里契丹人的劳作就是狩猎，这在一定程度上锻炼了契丹人的骑射能力。这样，契丹朝廷可以不耗费一文钱，就可以拥有一支强大的骑兵；契丹牧民在不脱产的情况下，拥有了强大的战斗力。
契丹立国以后，除了后周皇帝柴荣在位期间以外，契丹大多时候都可以对中原王朝的军事进行压制。这除了有“行逐水草”养成的强大骑兵支撑之外，还和“打草谷”制度息息相关。
《孙子兵法》曰：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
战争中后方保障会影响前线的胜败。如果前线距离后方太远，那么，光是运输方面的费用成本，就足以给朝廷的财政带来巨大负担，因此孙武子认为：真正的用兵高手，可以从敌人手里抢夺粮食，而不拖累本国的财政。“打草谷”算是这种战术的一种实践。
辽国位于北方苦寒之地，自然环境十分恶劣，生产方式相当落后，农业经济极为薄弱，也缺乏足够的劳动力，一句话：太穷了。在这种情况下，辽国是没有办法养活一支常备武装力量，也没有建立一套完善的后勤保障系统。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军队出去劫掠，“自给自足”。他们一方面劫掠财物，另一方面劫掠劳动力，这些都属于辽国急需之物。
辽国初期，在设立军队编制时，就预设了打草谷的功能，“正军一名，马三匹，打草谷、守营铺家丁各一人”。打仗、打草谷、守营铺，大家各司其责，保证不乱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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