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由于有这种不知醒悟的清谈，因而出现八王之乱，永嘉之难，造成烽火四起，五胡乱国的局面是势所必然的。
可以说，西晋王朝是直接亡在这些在其位不谋其政、食其禄不尽其职的清谈家们手里的。
梁元帝失败前又是焚书，又是断剑，又要自杀，出尽了洋相。有人问他“何意焚书?”，他回答说“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真是置生死祸福、社稷安危于不顾，惟知清谈了。
而魏晋南北朝士家大族的清谈家们，大都是一些享乐至上的官僚权贵。他们在生活上追求的是恣意挥霍，纵情享乐，醉生梦死，无休无止的狂欢，不受约束的放荡，名曰“旷达”。
这种“旷达”，是清谈家们所要达到的最高目的。而清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是他们为了掩饰享乐，填补由于过分的物质享受而造成的精神空虚之举。因此，立言玄妙，处官雅远，奉身旷达，是三位一体、不可分割的。
如何晏纵欲好色，贪财荒淫，“食五色散”，行为极其乖张。王衍热衷名利，贪鄙无耻。而整个士族集团则不但尚清谈、尚雅远，而且比富斗阔，奢侈成风。
立言玄妙不务实，处官雅远不事事，奉身放荡不检点，互相影响，互为因果，共同构成了魏晋南北朝清谈之风的表里。
当然，司马光等人算不上清谈，大抵就是聚在一起发发牢骚倒倒苦水抨击抨击“误国伤民”的新政变法，都是饱受打击、被排挤出权力核心层的伤心落寞人。简而言之四个字：抱团取暖。
嗯，德宗薨，司马光从洛阳进京奔丧。卫士见到他，都致敬行礼。老百姓在道路两旁欢迎他，高喊着：“无归洛阳，留相天子，活我百姓！”高太后派使者问他当务之急，他上了好几篇奏札，归纳起来，一是广纳谏言，一是废除新法。尤其对新法，他持全盘否定态度，认为变法派完全在“舍是取非，兴害除利”。
不久，司马光以首辅入朝，吕公着也以次辅被召。这时的蔡确与韩缜是阁臣，章惇是知枢密院事，他们都是变法派。司马光执政以后的第一道札子就是《请更张新法》，他把新法比成毒药，认为必须全部废止。
与此同时，旧党还不遗余力地打击变法派。章惇曾对司马光恢复差役法的主张一一进行批驳，反变法派动员全部台谏力量，对章惇屡加击逐，直至被迫赋闲，贬至岭南。
列为王安石等人亲党的变法派官员，全被贬黜，其中蔡确写《车盖亭诗》，以为皆涉讥讪，贬死于新州。变法派人人怀自危，惶惶不安，吕惠卿在谪籍不敢喝口冷水，唯恐因此得病，而被反对派抓住把柄。
更为离谱的是，司马光决定不再对西宁动武，而采取“和”的方式。
怎么“和”呢？他提出了两个方案。
“以臣愚虑，于今为之，止有二策，一者返其侵疆，二者禁其私市。”
一是归还河湟开边以来从西宁收复的领土，二是禁止私市。
归还侵地，成为司马光的第一考虑的上策，“上策欲因天子继统，旷然赦之，归其侵地，与之更始。”
他提出的具体方案是，“废米脂、义合、浮图、葭芦、吴堡、安疆等寨，令延、庆二州，悉加毁撤，除省地外，元系宁国旧日之境，并以还之。”
在讨论的过程中，文彦博等人甚至要将兰州等地一并送给西宁，保守派的看法是，“谓如窃人之财，既为所执，尤不与之，可乎？”
他们将河湟开边以来收复的中国故地，比喻为偷窃人家的东西，现在西宁来要，自然要还给人家。
对于司马光文彦博等人的弃地行为，有些大臣强烈反对。“自灵武以东，皆中国故地，先帝兴问罪之师而复之，何乃借谕如是！”、“六国诸侯割地以予秦，时犹以为耻，安有以天下之强盛，而弃地以悦外国者哉？”
在大臣的反对下，司马光放弃了舍弃兰州的想法，但仍旧将米脂、浮图、葭芦、安疆四寨还给了西夏。
这其实也不是单纯的惧敌，而是旧党们认为当时大定的战争军费开支太高。但这些军费收入则是来源于王安石变法中的政府收入，比如青苗法等，但是旧党执政，尽废新法，政府收入来源有限，就没有那么高的财政收入来支持军事行动。
而如果西宁首先挑衅发动战争的话，会拖累大定的经济民生，耗费巨大，不如早点归还西宁土地，避免战争。
这种想法……啧啧，一方面自欺欺人，认为归还土地，西宁就不入侵，更主要的就是党争的原因，旧党执政，就要推翻新党的一起作为，不管对错，废除新法，归还土地，显示出旧党执政方针的正确性。
在冯过看来，司马光的光辉形象在道德文章上，卖国倒是不会，可不管出于什么目的，为国家安全计也好，这个割地归土的政策实在是不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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